“五四”时代的共名化想象——论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女学生书写

"激流三部曲"中的女学生书写,是一种典型的对"五四"的叙述和阐释。巴金笔下的以琴为代表的女学生,无论在知识结构、行动能力还是情爱观念的层面,呈现出来的都是典型的"五四"式个人的特征;其命运走向也大抵遵循"五四"文化理想的价值导向。在对女学生形象的想象和构建中,寄予的是巴金对"五四"的回忆、认知与思考,体现的是他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和坚守。     

从“人的解放”到“性别的解放”——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女性解放观

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发现。周作人在其“人学”理论中所倡导的从“人的解放”到“性别的解放”这一“女性本位”解放观,时至今日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五四时期陈独秀“人的解放”思想探析

五四时期，陈独秀倡导新文化启蒙运动伊始。就把“人的解放”作为其主旨，肯定和张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个性解放与创造精神，希图由“人的解放”而达国家、社会的改造和进步。这一思想，在强调以人为本、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五四”新文学观念及其相互关系

文章把“五四”多元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决定论、功利论、审美论、表现论和白话文学等五大文学观念，根据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理论、批评家观察文学的相位及相位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分析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论述了“五四”诸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联系。最后，文章超越“五四”文学观念本身，引出了观察文学现象的规律性认识。     

“后五四”时代何以建构“五四”——也谈沈从文的“五四”想象

尽管自称是“后五四”作家,沈从文时空上的不在场却没有阻碍“五四”想象的建构,“父权缺失”为他提供了接触“五四”的契机,随着空间的转换,他逐步生成了对于“五四”的想象,在此过程中沈从文也完成着自我身份认同,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与文学观。沈从文的“五四”想象源于“五四”,却并不是对“五四”的全盘接受,独立思考意识为沈从文在经历和发现“五四”时提供了辩证思考的空间,避免了“预设自我”的理论陷阱。沈从文亲身体验着“五四”,自觉承继着“五四”,而这都是以“五四”想象一以贯之的,沈从文又在此中超越着“五四”。     

女性解放是什么——五四时期对女性解放涵义的探讨

在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对女性解放的涵义的理解是从社会解放、个性解放、阶级解放这三方面展开的.社会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类的解放;个性解放指女性从自身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生命的解放;阶级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全体的解放.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对女性解放涵义的理解和界定对中国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五四”情结——殷海光“五四”观论略

作为"五四之子",殷海光对五四运动有着独特情结,并多次著文阐述自己的"五四"观。随着国内形势与自身认知的变化,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科学民主观到自由民主观的嬗变。他对五四运动基本内涵及其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认识与剖判,很大程度上揭橥了五四运动的整体风貌。透过殷海光之论,今人可以明晰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苦难中国的忧患之思与现代追寻。     

重塑“五四精神”

“五四”青年节的半天假应该怎么放？超过28岁就不算青年？今年的“五四”在没有了“五一”长假后显得格外热闹。然而在争议过后,我们更应该重塑“五四精神”。使之成为当代青年的价值引领。     

什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关于“五四”的答问

“五四”为新的政治提供了哪些前提？ 周展安（以下简称周）：二十年前,您在写作《预言与危机》以及《中国的“五四”观》的时候,在写作方法上,一方面是动态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共时的、结构性的分析方式。而在近来的研究比如《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五四”时代的思想战》等文章当中,似乎是动态的历史分析的意味更浓一些,“五四”是作为一个运动、一个内涵丰富的事件（event）被看待的。不知道我这种理解对不对,或者请您谈一谈您在不同时期的“五四”论述有些怎样的区别。     

论“五四”小说人文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小说创作中,＂人的文学＂是新文学作家的共识,无论是问题小说、乡土小说,还是浪漫抒情小说,都突出表现了对人的关怀、尊重和理解,对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的维护,对社会痼疾强烈的批判意识,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以有效途径凸显人文精神教育,是普通高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应承担的重要职责和归宿。     

论“五四”小说的人生意蕴

“五四”时期，鲁迅、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乡土小说家的小说创作，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以人为创作主体，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多元化地表现出人生意义和人的价值。     

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

“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弱者形象,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们的自我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从以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自傲于传统文人,到经历现实的挫折,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变得软弱、感伤、哀怨、自卑。这种自我认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

“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弱者形象,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们的自我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从以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自傲于传统丈人,到经历现实的挫折,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变得软弱、感伤、哀怨、自卑。这种自我认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论“五四”前公共舆论空间中的“文学革命”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学革命是如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由《申报》对文学革命的若干报道观之,文学革命在1918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引起世人的部分关注。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机缘巧合地被陈独秀带入到了受舆论瞩目的、处于改革前沿的北京大学之中;并且随着《新青年》同人的身份整体性地笼罩上北京大学的光环,在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举措陆续传出谣言之时,《新青年》的社会认知度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在人际间的口耳相传与印刷媒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反应以及《新青年》同人的主动出击的综合作用下,1918年末之时,文学革命声势日隆,逐渐成为公共舆论中的重要话题。     

巴金逝世与“五四”的终结——关于“五四”与巴金的对谈

巴金逝世曾经被宣布为“五四”传统的“终结”,这样的思维逻辑恰恰表现出了我们与“五四”传统的深刻的隔膜。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今天,重新检讨巴金这样的“五四”老人的文学价值,恰恰是我们重新认识“五四”传统的最好的方式。     

论“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学习西方,译介外国文学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多以团体的方式进行,翻译队伍整体素质较高,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且转译盛行,理论意识明显增强。＂五四＂时期的译者大多兼具思想家、革命家和翻译家等多重身份,这使得翻译活动承担起多层面的重任。     

对五四时期“教育救国”论的重新评价

本文以实事是的态度，将“教育救国”论就入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全面审视，认为“教育救国”思想与五四精神并行不悖，在社会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并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客观地公正地看待，而不是用今天的思维和标准去抬高或压低它。     

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欧化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文学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文学的建设做了很多具体切实的论述。他大胆而系统的提出了“欧化的文学”的文学革新观，极大的丰富了五四文学革命理论研究。傅斯年这种在世界文化的格局范围内审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并试图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现代意识，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五四”语言革命的意义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语言革命。这场语言革命的先驱人物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不仅批判旧文化,而且呼唤新文化,创立了一代新的语言符号系统。语言不仅仅是思维与交流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就是本体,就是基本范式,它是人类一切交流工具的元命题,是人的生存本体所拥有的基本范式之一。语言革命的结果,不仅创造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文学,同时通过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宣传,将“人”从君权、神权和旧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语言革命,不仅当时受到保守派的非议和攻击,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曾两度出现过对“五四”语言革命的背反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