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谯国桓氏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初探

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权特色。谯国桓氏是东晋门阀士族的一支重要代表 ,其家族对东晋中后期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从桓氏前后期婚姻状况入手 ,探索其家族兴衰历程     

谢安淝水之战前的政治活动

淝水之战前,谢安顾全大局,正确处理了桓冲与东晋政权之间的矛盾,使太和年间荆、扬两大势力集团得以妥协和合作,有限度地抑制了部分土族地主的经济利益,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谢安还加强了长江下游的防卫,组建了战斗力极强的“北府兵”,这一切,确保了东晋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前秦。     

东晋土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

谯国龙亢桓氏与庐江灊县何氏是东晋时期的两大侨姓士族,但桓氏大起大落,何氏则绵延不绝。造成他们兴衰历程迥异的原因,可以从两家的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个方面来探讨。对比考察两家的兴衰之迹,以有助于对东晋士族政治的理解。     

东晋士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

谯国龙亢桓氏与庐江灊县何氏是东晋时期的两大侨姓士族,但桓氏大起大落,何氏则绵延不绝.造成他们兴衰历程迥异的原因,可以从两家的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个方面来探讨.对比考察两家的兴衰之迹,以有助于对东晋士族政治的理解.     

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

陈郡谢氏是东晋一门久盛不衰的高等士族。在谢氏发迹史中，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它从东晋众多大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谢尚刺豫成功并非易事，其间经历过诸多的艰苦争夺。至于，名士谢安屡召不仕的背景，则极为复杂。除借助清谈以提高门户声誉、开拓东土以巩固家族生存基础外，士林给予他的舆论压力也不可轻觑。谢氏家族在抗御前秦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地处上游的桓氏家族积极开辟西部战场，牵制敌人精锐的战略配合，淝水之战的迅速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夕阳下的挽歌——读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

读这一首诗,很自然地会感觉到一种悲凉的情绪。事实确实如此,这是首吟咏盛衰荣枯的诗作,表达了作者由史迹而引发出来的感叹。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面,是东晋朝廷贵戚王、谢家族的居住地;南京旧称金陵,是东晋的国都。朱雀桥距离乌衣巷不远,为出朱雀门而跨越秦淮河的一座桥,故名。中国古代文人咏史,大都是要发一番思古之幽     

东晋诗僧群的五言体写作与五言诗史的建构

东晋以来士人出家渐多,僧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于诗坛,形成了带有群体特点的诗歌创作风气。东晋僧诗几乎都为五言体,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盛行、五言诗陷入低谷的背景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东晋诗僧群出自中下层家族,比较自然地继承了源自寒素阶层的汉魏五言诗传统,并进一步融合山水、佛理、仙道等内容,开启了晋宋五言诗新的风格,成为晋宋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士僧交往的深入,东晋诗僧群以其五言诗创作实绩,改变了士人以五言为俗体的观念,重新开启了五言诗创作风潮,具有建构五言诗史的意义。在以玄言诗为主流的东晋诗史之外,重新探讨被忽视和遮蔽的东晋诗僧群的五言诗写作实践与诗史功绩,有助于揭开晋宋诗歌史的真相及其发展演进。     

东海何氏家族论略

两汉以来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在皇权不振时,不以维护正统为念,只以家族利益为务。随着刘裕登上帝位,皇权政治得以加强,那些东晋以来依然具有为家不为国思想的士族,显然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同样为了巩固皇权,刘宋王室仍需扶持一批一心为国的士族,东海何氏家族即兴起于此期。东海何氏家族自东晋何无忌始,都以忠君为国著称。何氏家族以武功起家,后渐以文学闻名,秉承儒家传统,为性耿介,成为南北朝时期新兴起的士族。     

万马齐喑究可哀——析东晋诗坛爱国诗歌的稀缺

东晋时期,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极为少见,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受到强烈冲击,不再成为时代主流思想,其地位被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所取代,玄学严重影响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普遍脱离现实;个人意识和生命意识在大动乱中觉醒,士人理想幻灭,清谈盛行,安于享乐;东晋朝廷的内部矛盾、对外政策及政治经济措施,阻碍了爱国主题诗歌的产生;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诗歌领域的爱国主题在唐宋以前未得到恰当的开拓;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栽道文学向娱情文学转化,诗歌的形式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学团体共同创作倾向的影响等。     

论史地因素对高凉冼冯世族兴衰的影响

梁隋间,以冼夫人为首的高凉冼冯势力鹤然崛起,在岭南占据重要地位,然至唐中叶后其后裔势力骤衰。分析原因,认为除政治斗争外,其兴衰还与高凉交通地位变化,东晋以后历次人口大迁移,俚汉融合及其对粤西、海南的开发与争夺,海上贸易通道变化等史地因素密切相关。     

晋宋之际陈郡谢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及其境遇

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士族。东晋中后期,由于以谢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的军政功业,其家族在门阀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成为一度具有执政地位的“势门”。在晋末宋初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陈郡谢氏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门阀意识,采取了颇具个性的应对之策。出于高门士族的文化观念,谢混弃刘裕而助刘毅。谢灵运虽有入世之心,但不改任诞名士的本色,“倔强新朝”。谢晦虽能顺应潮流,佐命新朝,但终被视为异己。诸人皆以悲剧告终,给其家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谢氏虽有如谢景仁等之务实合时,谢澹、谢瞻、谢弘微等之谦抑顺世,但终究人才不盛,在一些精英人物相继凋零后,其家族政治与社会影响日益式微。     

谢安下棋定军心

距今1600多年的晋朝时代,爆发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淝水之战。东晋以八万人马,打败了前秦八十万大军。公元383年的冬天,寒风呼啸,大地呜咽,东晋京城一片惊慌。前秦的首领符坚统一了北方的广袤天地,力量空前强大,此时的前秦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于是发兵百万攻打东晋,要扫平江南。     

裴氏家族介入西晋中央权力斗争损益之剖析

裴氏家族是西晋时一流门阀大族。在西晋中央权力斗争中,裴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或主动介入,或被动卷入,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裴氏家族在东晋南朝政权中丧失了政治显族的地位．同时也规定了裴氏家族向北方的发展和在隋唐时期的兴盛。     

东晋南朝中央与地方财政问题探析

南朝时期,皇权走出了东晋时期的低谷,进入“复振”的新阶段,而两个时期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关系迥然不同,导致这种转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东晋南朝时期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地位关系的变化。与东晋相比,南朝时期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日益提高,地方财政所占比例则日益减小,这时当时政局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之崇尚儒家礼法及其表现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颜氏家族在权势地位上虽非显赫,但历经数百年,代有人物,不绝如缕,且于学术文化多有贡献,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世族。在玄风泛滥的背景下,颜氏子孙世代遵循礼法,恪守孝悌之道,多排斥玄虚,尤以东晋之颜含、入隋之颜之推为突出。晋宋之际颜延之虽曾由儒入玄,但对其家族毕竟影响有限。中古时代,颜氏家族作为士族门第社会中的＂小族＂,世代相传,维系着其家族地位承继不替,主要得益于其家族崇尚儒家礼法的文化传统。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东晋末年权力的转移和刘宋“元嘉之治”的出现

一、东晋“门阀政治”由盛转表的关瞩——权力的转移东晋王朝与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有些不同。在东晋存在的10O余年间，司马氏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专制皇权；长期处于皇帝虚位，政出多门，南迁的门阀士族王、痰，桓、谢四家相继执掌军政大权的状态之中。史家把这种状态称作“门阀政治”。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和长期存在，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东晋的第一代皇帝司马睿，虽然是司马酸的曾孙，嗣琅邪王，但他与晋武帝、惠帝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在晋朝宗室诸王中的地位也不显赫，并不具备继大统、作皇帝的条件。他在江东建立基地，而且作了皇帝，…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村治中家族势力的地位变迁

家族曾经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政府乡村治理的直接和主要依托,并在各个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的家族已经由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转变成以情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共同体,家族势力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继续会因多种影响而进一步衰退。家族势力从农村治理中逐渐淡出是一种历史必然。     

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上)

东晋一朝,不仅出现过“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现象,实际上还形成过“庾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王与马共天下”这句风谣,一方面反映了东晋君主制下权贵合议的政治特征,另一方面显示了琅邪王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政治地位和赫赫声威。那么,庾氏家族何以异军突起,出将入相,侯爵辈出,与司马氏共坐江山呢?一般说来,经济实力和援玄入儒是六朝时期大家族振兴的物质、文化条件,但具体到每个家族的历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