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义》与宋代理学的《易经》阐释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无疑,《周易本义》是宋代理学成熟时期的标志性著作。     

《度训》《命训》《常训》的“中”思想

“训”文体的内容从《尚书》确立时起，至《度训》《命训》《常训》成书存在一个演变过程。《度训》《命训》《常训》是政治思想家基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为统治者提供施政治民之策的需要而作，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同时，《度训》《命训》《常训》中蕴含丰富的“中”思想，其中为政者治国安民时所坚持的适度原则，则深刻体现儒家的中庸之道。因而，研究《度训》《命训》《常训》“训”的内容，以及体现儒家政治伦理的“中”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承担与消解——《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的一点比较

浓郁的抒情性和对病态心灵的深入剖析是鲁迅早期小说集《呐喊》、《彷徨》的重要审美特征与思想特征,体现了鲁迅介入现实的意愿以及承担沉重现实的努力。而在鲁迅后期完成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抒情性与心灵剖析被愈演愈烈的＂油滑＂所取代,《呐喊》、《彷徨》所指向的宏大叙述也随之消解。这种转换的出现呈示了鲁迅生命体验和思想状态的深刻变化。     

《诗经》和《圣经》比较学论纲

《诗经》和《圣经》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比较《诗经》和《圣经》本文及其神圣化过程中的汉儒解《诗》和裁父解《经》，可瞄清楚地看到中西方文学思想和审姜思维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特征以及中西方文化精神的遗传基因、分造发展和会通之处，从而为中西方跨文化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观角。     

一个呼唤和讴歌至情人性的文学序列——《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比较谈

《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在爱情描写方面都蕴含和表现了时代精神和作者的进步思想。由于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封建社会的不断走向没落,三部作品的主人公在对爱情的追求上一个比一个更为深刻、彻底,而结果却一个比一个更为凄惨。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爱情是一个在情理对立和斗争中不断发展进步的连续过程。     

《经传释词》与《词诠》虚词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本文就《经传释词》与《词诠》在虚词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做了分析。指出两书共同特征是运用声训、相同的句式结构和不同的语言环境来解释虚词的句法和意义。《词诠》更是将语源学的思想运用到虚词的注释中。     

莎士比亚《暴风雨》隐喻研究

莎士比亚的晚年优秀作品就是《暴风雨》.然而,《暴风雨》正是一隐喻叙事的产物.现如今,人们比较认可隐喻,它可以看作是一修辞方法,把感知到的物体、思想与感情等映射到一个和此事物有本质区别的事物上的过程.在所有的领域中都可以运用隐喻,特别是在现代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在莎士比亚作品中,隐喻不只是一修辞手法,还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在《暴风雨》中始终贯穿有隐喻思维方式,这样一来,使人们在阅读《暴风雨》时将深奥难懂的内容变得更加浅显.可以说,《暴风雨》经历上百年依然经久不衰,这是和隐喻叙事有很大的关联.     

《奥瑟罗》与《伪君子》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

《奥瑟罗》与《伪君子》两部作品有极大的差异性 ,但两剧中主要人物思想、行为、性格方面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形成一定对应关系。从中可以分析和理会莎士比亚与莫里哀作品的内涵 ,认识他们的思想特征、创作旨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变化的流程。     

“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论何其芳的《星火集》《星火集续编》

从《星火集》中的文章看,何其芳已经不仅仅是评论这个世界,而是按照《讲话》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进行文化宣传和统战,是个人与现实的融合过程写照。《星火集续编》更是将自己完全融入现实世界斗争中,批判现实,揭露国统区的黑暗。从《星火集》到《星火集续编》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其芳思想的嬗变,这是一个自我融入现实、最终与现实完全融合的过程。     

白晋研《易》方法论析

伴随着第三次基督教入华,耶稣会士白晋及其弟子将研究的重点放置到对《易经》的研究上,在研《易》过程中,结合《易经》的文本经义以及具体语境,从《圣经》与《易经》的历史同源追溯、汉字的字义拆分分析、数理图像的比较解读以及文本的义理互释等方面对白晋易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述,通过方法论的建构将《圣经》的思想与中华传统经典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思想上的理论创新。     

《左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天人思想

《左传》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试图从人事本身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左传》承认神、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神、自然与人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主张以人为本;而修氏《伯战史》则否定了神、自然与人事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强调天人相分。两书都从人事本身寻求到了历史变化的最终原因。《左传》认为,历史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民心向背转移的反映。民心,即善是推动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变化是一致的。而修氏《伯战史》则强调人性中的贪欲、权力欲等欲望在历史中的作用,把"恶"作为最终推动人类历史变化的原因。正义等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背离的。两书以上历史思想及特征,根源于中西古代的思想传统。     

《礼记》与《庄子》中的龙

龙作为人把握世界过程中想象出的一个特定客体,在不同时代不同诠释者的理解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礼记》中龙的内涵比较集中,多体现在君主出行及殡葬的应用上;《庄子》中龙的形象相对丰富,既有自然界的游龙、水中的蛟龙等,也体现在人的体态及精神等方面。     

浅论福州评话《新茶花》

从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到福州评话《新茶花》的整个演变过程,可以看到19世纪末流行一时的茶花女故事在中国传播、本土化的过程。福州评话《新茶花》不管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上,都对《茶花女》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但其发展与几乎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品《孽海花》又有所不同。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受到福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及西方思想观念的洗礼,尤其是评话的艺术形式呈现,使得《新茶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思想观念上又独具特色。     

三教合一:《水浒传》宗教美学思想初探

儒、道、佛三教思想的融合,是《水浒传》宗教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水浒传》小说中具有浓郁的儒、道、佛三教的观念和思想,体现了我国民族宗教的儒、道、佛相融相通的特点。     

《孙子兵法》的仁本观——兼与《司马法》比较

对于《孙子兵法》的权谋用兵思想,历代思想家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往往忽视《孙子兵法》在战争观和治军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仁本精神,从仁本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孙子兵法》仁本观产生的根源及其主要内容,并通过与《司马法》仁本观的比较,阐释了《孙子兵法》仁本观的主要特征。     

从具体诗评看《诗论》与《毛诗序》在论《诗》上的不同及关系

《诗序》中各诗篇的序有三百十一篇,与现存的篇目相应。其本身是脱离《诗》经由口头到定篇单独流传的,后人将其割裂开,或加以补充修改,配到每篇诗的下面,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式：序分置每篇诗下,先标明篇题,再叙说诗意[1]。《诗论》谈诗篇,形式更为自由活泼,多将几个篇目合而论之,贯彻一个统一的思想。如“《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     

欧阳修《秋声赋》赏析

欧阳修《秋声赋》入选《古文观止》,堪称千古美文。本文从情致、学识和思想三方面解读《秋声赋》,涉及"六一风神"、童子形象内涵、赋的文体特征、"天人合一"思想、秋之文化内涵、宋儒品格等内容。     

分析布莱克的《羔羊》及其配诗《老虎》

威廉·布莱克是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诗歌《羔羊》(The Lamb)与《老虎》(The Tiger)分别出自布莱克的代表作《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两首诗都提出了关于上帝造物的问题,表达了诗人对世界所持的不同的态度。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布莱克的思想产生了巨变,从幻想"天真世界"的欢乐到面对"经验世界"的现实。     

《仁学》与《革命军》之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比较《仁学》和《革命军》这两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作品,认为《仁学》是《革命军》的主要思想资料库,《革命军》是《仁学》社会政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仁学》有充分的理由分享《革命军》的荣誉,谭嗣同是站在19世纪末时代最前列的思想家。     

《易经》之象数思想结构模式初探

《周易》的《易经》文本源于上古占筮，它体现着《周易》思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前哲学阶段。取象运数是《易经》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主要构成，《周易》特别是《易经》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着一个完整的“图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象是基本的结构单元，数是联接这些单元的根本法则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