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海运文化中的祭祀活动

清代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出现于道光六年（1826）和二十八年（1848）,自咸丰以后,海运成为漕运的主体,一直持续了60余年。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天后、风神和海神关系海运安危,故祭祀活动历来受到重视,其中尤以人们对天后的祭祀为重要。道光六年（1826）,清廷首次推行漕粮海运,祭祀活动立即被提上工作日程。二月初一日,是海运船只初次放洋的时间,江苏巡抚陶澍随即赶到宝山县漕运船只的出海口处,祭风神、海神,并前往上海县黄浦江岸的天后庙敬香,以祈求海运平安。此次海运分为两批进行,在第二批漕粮交兑结束后,陶澍又上疏道光帝,奏请加封海神。     

陆运 漕运 河运 海运

《中国古代史》(选修)《元朝的社会经济和中外交往》一节中有“漕运和海运”一目，介绍了元朝的运河运输和海道运输情况。但内容单薄，并给人一种“漕运”与“海运”概念并列关系的错觉，教学参考书也无相关的注释，给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结合有关资料介绍如下。     

元代海上漕运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概述元代海上漕运情况以及妈祖信仰在漕运中所起的精神支持作用。以刘家港地区、山东沿海地区、天津地区的天妃宫为例,说明海运漕粮的成功与妈祖信仰的传播是互为促进的。最后提出元朝能推进妈祖信仰,其文化原因有蒙古族萨满教也信奉女神以及元朝统治者对多元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的观点。     

从帆船到铁路:漕运与中国交通工具近代化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晚清铁路参与漕运最终得以实现。简言之,漕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漕运的社会职能看道光朝漕粮海运的行之维艰

嘉道年间,漕粮河运陷入形势竭蹶的境地,从技术角度而言,漕粮海运在明清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但道光朝的漕粮海运却行之维艰,学术界多将其原因归结为道光帝缺乏改革魄力以及河运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水手难以安置问题等,本文从漕粮海运所承载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角度,来透视漕运改革所牵涉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从而探讨道光朝漕粮海运维艰的深层社会原因。     

名臣学者各风骚——王宗沐评传

载入《明史》的王宗沐不仅是一位清廉有政绩的官员,还是一位勤奋务实的学者。他为官重事功,重视教育、改革漕运、探索海运、关注民生;为文强调经世、资治。     

交通环境与区域经济:清末民初常州工商业发展研究

近代以降,因水运环境的变迁和航运技术的发展,漕运改为海运,常州漕运转输功能丧失。漕运改道后,常州运河经济出现新趋向。与此同时,基于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常州工商业出现了新的调整。为了推动常州地方工商业的发展,常州商会领袖积极探索和实践,创办了常州近代第一家电力纺纱厂——常州纱厂,促成了震华电厂选址戚墅堰,进而促进了20世纪30年代常州产业间的协作和发展,推动了常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清代漕运行程中重大问题：漕限、江程、土宜

漕运行程是整个漕事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着力最大、耗时最长、费资最多的环节,而清代漕运行程中的漕限、水程、土宜诸问题集中地反映清代漕运中的重大问题,即秩序、成本以及漕运与社会的交涉。清廷对于漕运各个环节的期限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制,漕限不仅维持漕船的有序行进与漕粮抵京,更重要的是保证每年周而复始的漕运秩序,秩序之于王朝的意义在漕运事务中体现无遗;清代漕运无论是江程抑或河程,“险隘处所”在在皆有,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漕运的高成本,集权政治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效能,但是其所造成的社会性消耗也是巨大的;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变迁中,国家事务必然与社会发生深度的交涉与互动。     

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晚清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的变化，对清代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漕粮海运是构成运河带经济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漕粮海运对沿海经济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它对沿海经济的影响，由点到面，重点集中于若干个与漕运相关的城市。     

蚕沙口村历史研究

在查阅历史资料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对河北省民俗文化名村蚕沙口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研究。河流环绕和入海口的地理位置使蚕沙口成为古代海运、漕运的必经之地,它也由此获得了渔盐之利。而渔盐资源的划分与渔民作业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当地村民的生活,同时妈祖信仰借助海运的发展和政府的推广,成为了当地民众的信仰。     

试论道光前期的漕粮海运

自经济重心南移后,“国家宅京西北,转漕东南”,于是南粮北运成为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海运是转漕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日益受到重视.两宋时有漕运无海运,海运南漕,实始于元代.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伯颜派人用平底大船从海道运粮四万六千石到直沽(天津),以后每年增加,最多时达三百六十万石左右,但元代海运航道始终未定,所以遇风触礁之事屡有发生.明初,虽一度承元代海运之制,亦因海道不熟,失事     

论高拱的治漕方略——兼论与张居正的分歧

明嘉、隆时期,由于漕河淤塞,厉行海禁,无法保证京师及辽东军队所需漕粮的供给。为改变这一漕运废弛的局面,高拱执政后,提出疏通漕运,恢复海运,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这一治漕方略由于同张居正存在分歧,在隆庆后期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万历初元却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就此而言,高拱的治漕方略在隆万改革中具有开创之功。     

试述明隆万之际王宗沐的直接海运——兼论海运议中的政治博弈

明代中后期黄河的改道与水患影响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运河,在多次治河和防患效果不佳的情况之下,朝廷之上屡兴海运之议,寻求漕运之外更为节省成本的方案,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伴随着各方势力的政治角逐与博弈,因此海运之行举步维艰。终于在多番机遇的共同作用下,王宗沐实行了短暂直接海运,但最终也不免昙花一现,归于沉寂。     

评清帮的发源和演变——在泛长三角地区的转化

清帮是大运河的漕运水手和罗教在杭州附近相结合的产物.漕运空闲时,水手集结于大运河南端,借住罗教庵堂.清政府为禁止秘密结社,扫除罗教庵堂,结果事与愿违,促使水手秘密结社淡化了宗教色彩,在船上进一步帮会化.道光、咸丰年间因运河阻塞,改为海运,大批漕运水手失业转化到陆地谋生,转化为盐枭集团、土匪等,其中也有反抗清政府的.近代上海商贸发达,五方杂处,是清帮最理想的温床,上海清帮势力大发展和租界当局以及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官员的贪污是分不开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清帮势力渗透到社会各界,成为黑社会势力.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

漕政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清前中期大力整顿漕弊 ,成效斐然 ;但到嘉道时期 ,随着吏治的腐败 ,国家控制能力下降 ,漕弊渐生 ,包括官吏的贪污、旗丁的勒索与被勒索、对百姓的浮收等等。嘉道时期漕弊的存在 ,为清代的漕粮海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事实上成为中国漕运制度废除的理论前提。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元代的胶莱运河

元朝结束了我国历史上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同时,唐以后开始出现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形势在元朝大一统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为保证北方的粮食供应,元廷通过海路、运河等方式,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输大批的粮食。正如《元史·海运志》所讲:“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而在运输方式上,除利用运河漕运外,元代大兴海运。究其原因,主要是海运具有运费低廉的优点犤1犦(卷三四《漕挽之宜》)。但海运也有运输不够安全…     

天津近代经济史略

第一节鸦片战争以前的天津经济和天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一、鸦片战争前后的天津经济1840年以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同时,它已经是中国北方经济繁荣的城镇和经济中心。天津聚落的显著发展,是在元、明、清三个朝代。公元十三世纪时,称天津为“直沽寨”,简称直沽。那时,随着漕运、海运的发展直沽设有接运厅和海运米仓(现武清县河西务附近的东仓、西仓、南仓、北仓等四个村庄,即为十四仓遗址)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