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即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前者。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较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立法上还存有缺憾即仍不及被告人。要依法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在认识保障其权利必要性的同时，应把彻底更新诉讼观念作为立法与司法完善的重中之重。     

论法官庭前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官庭前活动的规定,存在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不分、取消庭前一切实体性活动、庭前法官及其活动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力度不够等缺陷。为弥补这一缺陷,在立法上可规定: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应分离;庭前法官可以采取相关实质性审查活动;赋予庭前法官为保护被告人权利而采取相关活动的权力。     

论被害人的量刑意见权

现代司法理念中以"被告人保护为中心",大幅度地提高了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但作为对立面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被害人,却仍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其相关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具体到量刑而言,被害人参与量刑缺乏理论上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相关规定。随着对被害人刑事程序保护呼声日渐高涨,对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改革,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势在必行,在立法上和实践上的亟待完善。     

完善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进行监督和保护的制度。现有制度在立法理念上已显落后,在具体制度规定上过于简单原则化,因此应针对其缺陷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如加强公权介入、体现民法意思自治精神、扩大成年被监护人的范围、明确规定监护人的资格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设立监护监督机关等。此外,还应在程序上加以配套完善,系统规范成年人监护的全过程。     

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探析

律师在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和沉默权一起构成了被告人制约国家权力、捍卫自身权利的两柄利剑。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确立沉默权的条件,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只能依靠完善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赋予被告人律师在场权就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知识产权的反垄断立法调控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而反垄断法的基本使命就是反对垄断,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其实两者有着共同的立法目的,即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促进社会进步。知识产权一旦滥用就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需要通过反垄断法的调控予以规制。这也体现了在私权和公权相冲突时,法律选择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

沉默权源于英美法的“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在一些实行沉默权的国家中,运用沉默权可以保护无辜被告,防止刑讯,帮助发现真实,维护政府与人民的权利均衡,对保护隐私及自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大部分国家所承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确认。我国是否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理论界及实务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引进沉默权,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和完善立法。     

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的保障措施分析

非法自白是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并与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紧密相关的一种现象。现代各国立法从规制司法机关的正当司法程序和赋予被告人相关权利两个方面,力求实现抑制非法自白和保护人权的目的。最突出的体现,即立法上关于沉默权制度及相关原则的规定。本文试就非法自白与沉默权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完善尽绵薄之力。     

论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构建

我国民事法律规范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刑事法律规范否定了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立法缺乏统一性.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被害人的心理恢复,培养被告人的责任感;有利于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竞合与冲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权利主体、赔偿标准和诉讼模式.     

刑事强制措施救济的理论基础与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抗告权，法律并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救济程序和救济途径作出规定，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对于强制措施予以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赋予其通过正当渠道进行抗告的权利．并保证权利能够行使．     

关于教育权的定位和分配

教育权是教育法研究的核心。教育权可从广义与狭义、主体与客体等层面分别定位为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公民教育权。教育权的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都有不同模式。我国教育权分配模式的现实选择,既有其根据也有其问题,需要在改革中完善。     

论共产党人的权力观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科学认识和正确对等手中的权力,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遏制权力的滥用。同时,要通过提高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完善对权力的科学管理体系和制度机制、建立对领导干部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对滥用权力的威慑力等措施,确保领导干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论夫妻间的隐私权与知情权

隐私杈与知情权不仅表现在公共领域,在家庭内部,夫妻之间同样存在隐私权与知情杈的问题。隐私杈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信息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杈,与知情杈具有密切的联系,夫妻之间因隐私杈与知情权引起的冲突,应在权利平等保护和衡平原则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协调。     

论制度的自由

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类的价值理想和目标，而自由的权利只有以制度的形式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和保证。因而，通过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并立足于人的自由权利这一核心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论《物权法》中捕捞权之权利基础

从自然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角度分析《物权法》中捕捞权,其基础核心为生存权,既合乎理性分析又为立法实践所承认。捕捞权并不是附属于行政权利的从属性权利,而是渔民本身所固有的生存权利。国家机关的管理只表明国家出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宏观管理的需要,才对这种权利进行确认和保护。非有正当原因,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将其随意剥夺或在确认权利时设置障碍。     

从延安“黄碟案”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行使界限

权力与权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必须严格界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行使都有一定的边界。公权力介入私权利应当是正当的,私权力的行使应当是合法的。延安"黄碟案"正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对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正当性及私权利行使的合法性的分析,揭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行使界限,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正确定位和合理配置问题,同时提出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推进法治的进程中,要保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及和谐的观点。     

从应有权利到现实权利

法学是权利之学。但长期以来，在中国法学献中盛行着一种观念，即：权利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离开法律形式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本作认为，权利的合法性并不具有必然性，确乎存在着一个不以法律为唯一根据且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权利；权利有着三种存在形式，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依次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最后才是现实权利。现实权利是权利运行的终点，又是新权利运行的起点。只有这样，权利才是真实的和完整的。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诉讼的几个问题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保险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满足实体法规定的条件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行使该项权利。在保险代位求偿诉讼中保险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且应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有无是保险代位求偿之诉的诉讼标的。保险人诉讼权利的范围应以其保险赔偿额为限。     

人权视角下的信访权解读

信访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应在当代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从基本人权高度认识信访权有独特的人道价值、法治价值和政治价值。在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下,信访制度发挥着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两大功能,起到了重要的人权保障作用。这两项功能的良性发挥,有赖于信访权在法治的轨道上理性运作。     

农村改革的核心: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农村改革举措甚多,但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及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改革应以调节产权关系、建立科学的产权制度为核心,使农民与土地之间形成有效的权责利关系,才能合理酡置资源,推进农业发展,促进农村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