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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新亮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7):32-32
中共“一大”是在 192 1年 7月 2 3日召开的 ,可为什么中共把“建党节”要定在 7月 1日呢 ?由于当时中共“一大”是秘密举行的 ,中共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 ,因而“一大”文献没有发表。随后又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 ,恶劣的环境使得中共无暇顾及此事。随着中共日益壮大 ,纪念中共诞辰也就提到了日程上来。但此时 ,“一大”的文献找不到了 ,众多的当事人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也记不准确了。193 6年 ,中共“一大”代表、时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陈潭秋为纪念中共诞生十五周年 ,发表了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 ,指出中共“一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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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悟女士通过自己早年的刻苦学习与努力工作,有幸初识了中共“一大”的重要人物之一李达,并与李达结婚。之后,由于李达工作忙,王会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包括给各地代表寄发会议通知、确定“一大”会址及安排各地代表住宿;“一大”召开期间担任警卫工作,使“一大”代表转危为安;建议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安全地点(即浙江嘉兴南湖)进行;担任南湖会议的安排及警卫工作,使得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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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研究以1980年为开端,至2000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间、“一大”召开闭幕日期、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南陈北李”缺席“一大”的原因、“三月代表会议”、共产国际对“一大”的作用、“一大”党纲、选出的中央机构、召开地点、“一大”时全国党员人数、“一大”的意义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0年以来,中共“一大”研究在以下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大”闭幕日期、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间、“南陈北李”缺席“一大”的原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一大”的作用、“一大”党纲、“一大”的意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位、“一大”未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原因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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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长代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8,(7)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中学生:邓恩铭韩长代77年前的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2名正式代表中,有一位来自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他是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还不满20岁。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又名黄伯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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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高校版)》1980,(3)
问:中共“一大”都有哪些人参加了?为什么“一大”代表人数有十三人和十二人两说? 答:中共“一大”召开前,曾确定国内六个地区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参加。“一大”召开时,实际出席了会议的计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来自广州的有陈公博、包惠僧,来自日本留学生的是周佛海,共十三人。此外,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的参加者中,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何叔衡后来牺牲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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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感到那是学习党的历史的生动课堂,它昭示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中共“一大”会址,当时叫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是一幢坐北朝南的小楼房。楼体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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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的召开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是党史界研究讨论的热点。近10年来随着史料的增多,研究逐步深化,学者们针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将“一大”的研究推向高峰。争论的热点有:“一大”与党的诞生的关系、“一大”开幕时间、闭幕时间、“一大”代表、党纲等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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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吉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1,(2)
关于中共“一大”前党员的人数,目前未见详细统计.笔者根据所见资料,能考出姓名的最早党员如下:在中共“一大”前,党员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的成员.当时国内的主要共产主义小组有六个:上海、北京、湖南长沙、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和广东广州;在国外的主要是日本和欧洲.“一大” 开会时,日本东京派有代表参加,而欧洲则没有.那里的一些共产主义者都是在“一大”后陆续加入党里的,所以欧洲没有被算作一个正式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此最早的一批党员也就不包括他们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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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黄陂南路374弄(树德里)内。这里的房屋营造于1920年, 均坐北朝南,外墙青红砖交错有序,乌黑的木门上配有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由米黄 色的花岗岩石条围成,使人一眼望去有一种朴实典雅之感,这就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 筑。当年中共“一大”会址就设在这里,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已改为兴业路76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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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敬爱的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几十年来,他老人家对“一大”的情况进行了多次回忆,这些回忆,是研究“一大”和党的历史至为珍贵的材料。董老的回忆,在某些问题上前后有些不同,其原因何在?我们在下面作些初步的探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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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闭幕后,仅仅过了3个月,周佛海就退出了共产党,只是没有“办理退党”手续而已,1924年5月,周佛海从日本留学回到广州,同年9月他正式退出共产党组织。周佛海为何退党?这个问题党史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多数书刊普遍认为是周佛海的老婆劝说周佛海退党,以逃避交纳党费,周佛海才退党的。事实上,从周佛海的成长过程来看,现实、就业的巨大压力才是使周佛海第一个退出共产党的真实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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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根明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3):44-47
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成立到中共“一大”召开前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对各种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论战,重视培养党的骨干力量,积极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具体指导中共“一大”党纲和章程的制定。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还是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一大”中央局的书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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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新 《历史教学(高校版)》1986,(10)
中国共产党“一大”前的党组织,在成立的时候,没有哪一个的名称叫做“共产主义小组”,那么,作为统称“一大”前党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是何时提出来的呢? 1979年,沈庆林同志在《关于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最早见于1936年陈潭秋写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1981年,王来棣同志在《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1936年,陈潭秋、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上发表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的文章。他们按照国际的惯例,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从此,我们的党史也把‘一大’前成立的党组织,改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