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驳议

文章以充分的论据驳斥了《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一文中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对会党的无情抛弃，才是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指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的分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强调：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化，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清末民初秘密会党的嬗变

清末民初的三四十年里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下,秘密会党嬗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时期,秘密会党既表现出下层民众传统的反抗压迫、剥削和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暴露了其对社会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落后消极的一面.总的趋势是蜕化.     

论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中国近代会党组织的许多特点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不少特点有相通或相近之处，因而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会党联络不仅有了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基础和生力军。正因如此，会党内在固有的缺陷与革命派自身具有弱点相互渗透，共同影响，成为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会党的策略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反清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政治经验的缺乏,注定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争取的社会力量;会党简单、率直、行侠好义的性格特点,以及革命派对会党这一性格特点的准确把握,则定格了革命派与会党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为争取会党参与,革命派采取了必要的手段与方法;在革命派领导发动的武装斗争中,主要领导皆为会党首领,会党徒众可以说是“无役不与”,革命派利用会党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策略。在完成反清大业后,革命派对会党的态度骤然变化,无情地将昔日的盟友抛弃,对会党组织加以取缔、镇压。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会党的革命『生与破坏性这些本质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民初广东会党的匪化

辛亥革命后,广东有众多会党队伍转变为了土匪,其匪化主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执政者更替过于频繁、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低、土匪亚文化的历史惯性作用等因素.广东会党匪化对社会交迁具有正功能,如激发了政府整治社会环境、维护自身统治的需求,有助于调整革命党与会党的关系等.     

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论述

杜赞奇虽然看到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于清末革命党人会党观的影响,但是他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的延续,把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势,看成了一种在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架构。在责疑清末革命党人把民族主义话语强加于会党的时候,杜赞奇也存在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误读革命党人的地方。人类在认识自身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经历重大的话语转变。在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否定原来话语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这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用后现代史学观点考察近代史学发展时,也要注意此点。     

论会党在民初广东时局中的角色扮演

会党在民初广东时局中扮演了革命党建设性的合作伙伴的角色,而这一角色是革命党通过赋予会党一系列权利和义务来确定的.民初的广东会党较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主动帮助军政府维持地方治安,稳定社会秩序;对革命党裁撤民军之举予以了配合与支持,交出了军权;积极追随孙中山反对专制统治,维护民主共和.但由于革命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并没有为他们扮演角色提供规范指导,导致会党不得不进行角色建设.民初广东会党之所以愿意扮演革命党的建设性合作伙伴的角色,一个重要原因是会党组织本身实现转型的需要.     

会党与辛亥革命

会党是自清代开始存在的一种民间秘密社会团体，以天地会为主体(取“指天为父，指地为母”之意为名)。它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拉拢、联络的对象，其原因有三：一是会党的反清思想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天地会产生于满汉民族矛盾之中，由明朝遗老在康熙、雍正年问初创，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至乾隆时势力大盛。随着历史的发展，“复明”观念逐渐淡薄，“反清”成为辛亥革命前会党的主要思想。     

论苏元春与会党的关系

苏元春早年参加过天地会张高友部,这段经历使他在以后的宦海生涯中比一般的文武官员更了解会党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游勇,在实施剿抚兼施的策略时也往往更加有效。苏元春对陆荣廷等会党游勇剿抚兼施的处置策略是广西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斗争、互相平衡以至互相妥协的结果,有着客观的合理性。它为边防建设提供了现成的兵员和劳力,减轻了边防的压力,有利于维持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苏元春治军不严与他管辖的地方部队有关,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得过且过,部队时有失控,在所难免。说他"纵兵殃民"是言过其实。广西会党游勇泛滥成灾自有其外界的和自身的多种因素,其中中法战争的战后遗留问题,资产阶级各派在境外对本地会党的联络争取是广西特有的省情,苏元春一些做法不是也不可能是广西会党游勇问题的勃发的惟一因素。     

论秋瑾与会党的关系

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女革命家。豪侠的英雄气概是她和会党的共同文化背景，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是她和会党的共同政治语言。秋瑾除了具有英雄主义的个人气质外，对于洪门会党内部的仪式规章也十分熟悉，早在1904年她在日本亲身加入有孙中山背景的洪门三合会后已经具有了军师身份，她是革命派从事国内会党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继陶成章、徐锡麟之后，秋瑾事实上担任了兴中会、光复会在浙江的会党工作总指挥。她在大通学堂主持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加设体育学堂，对会党人士实施军体训练；二是两次整合会党的力量。她为会党参加浙省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打开了浙江辛亥革命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

帮会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辛亥革命的结局，上海辛亥革命的历程表明帮会具有巨大的活动能量，同时又难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驾驭。     

义和团运动后的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斗争

民间秘密结社包括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当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像历代农民运动失败后常见的长期沉寂局面,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洋教斗争尤其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性质和特点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内容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反洋教的范围,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义和团运动后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斗争呈现出的复杂动向。     

近代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

近代秘密社会的发生有着思想、文化、宗教和社会生存等多种因素。秘密社会具有社会整合、精神归属、道德教化和健身强体等功能,能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吸引众多的群众加入。秘密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乱盛治衰。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由于斗争形势和某些政治思想观念的大体相似,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短时段的合作关系;又由于双方的本质和终极目标不同,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长时段的对抗关系。在当前越来越趋向多元的社会里,在消除秘密社会的实际影响方面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点和文化特色。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领导者,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的观点,首次界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些结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再提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称谓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看做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也一直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更新对辛亥革命现实意义的解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以宗教派别之争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且贯穿始终。从革命前的反封建启蒙运动,到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从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到＂光荣革命＂都离不开宗教的因素。     

恩格斯对政党理论的早期探索

恩格斯是在1842年底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之后展开他对政党问题的早期探索的。这时的英国政党政治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因而为恩格斯研究政党政治提供了远比德国和法国更为充足、更为典型的现实材料。与马克思从探讨国家问题开始涉足政党问题不同,恩格斯涉足政党问题的切入点不是理论批判,而是直接的现实考察和研究。这就决定了恩格斯对政党理论的早期探讨比起马克思来,似乎更直接、更现实、更系统一些。     

论党章与党的先进性关系

党章与党的先进性关系极为密切：党章规定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内涵,党章及其建设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和先进性特征,党章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性法规保障。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的过程,既是党章建设过程,也是深刻体会党的先进性及其重要性、实践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先进性和规范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是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上相继发生的两件大事。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部分社会条件,从实践上锻炼了中共早期的部分核心成员,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经验教训,同时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志士的未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