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视角考察

章探析了在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的因素及其路径选择，如何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应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章着重探讨了在乡村社会中，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具体路径选择。     

论法治秩序与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关键在于乡村社会实现法治。文章将视角放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提出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从宗族法看中国古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面对这种二元并存和对恃的状况,若以宗族关系作为讨论的对象,并从宗族法的角度上讨论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作为与不作为、分析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互动关系,能使我们对法律现代化的方向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障碍分析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实际，即我国乡村社会目前正处于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特殊的经济、政治、化因素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能是一系列静止的规范体系的组合，而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的过程。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均不够完善，还存在各种阻碍法治秩序建构的因素。     

民间法与国家法关系纬度探究——兼论中国法制建设进路

民间法作为一个渐进发展的规则集合体，由于它的自生自发性和回应性决定了它在我国由三种样态构成。基于民间法的特征，使得其与国家法存在广场效应与剧场效应的对立及两种语境之争，我国法治建设进路中存在着“双重社会”模式这样一个最大的国情，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加强行政执法与法官审判中的法律解释等四个方面来达致民间法与国家法在中国社会与法律的顺利转型中握手言和。     

法律多元视野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国家与社会并立互动的二元结构，这就为民间法的继续存在与发挥作用提供了社会条件。由于国家、社会二分而形成的大、小传统的阻隔为民间法的存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与沟通

对处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民间法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阻隔又为民间法的存在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遭遇冲突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一起水事官司的法社会学考察

以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为大背景,以一起历时九年多的水事官司为个案,运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借鉴"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对遭遇冲突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复杂关系作一动态考察和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探讨。     

刍议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我国乡村之并行——以南街村为视角

民间法由公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逐渐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浓厚的地方色彩。南街村社区内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博弈,总结出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方面追求公权高于私权,在国家法律和政策方面,国家法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其控制之下,导致民间法无由生产,甚至萎缩消失。     

农村环境法治视野下的环境习惯法探析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农村环境法治秩序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在我国农村环境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国家权力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还要吸收农村固有的习惯、传统,使国家制定法与农村传统习俗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农村现状的环境法治制度。环境习惯法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作用不会因为国家法的扩张而萎缩,也不会被国家法取代。国家制定法与环境习惯法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动--入世背景下中国法治道路模式

入世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催生成熟的市民社会,这铺垫了法治的基石;入世促使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将架构规范的政治国家,这指向了法治的核心.在入世的背景下,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内部力量的涌动下,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趋于成熟与完善,并且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即两者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既是对抗的,也是合作的;既是制衡的,也是配合的.入世推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两个轮子互动前进,中国将在这种背景下步入法治之路,走向宪政之巅.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当代法治意蕴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丰富法治理念、提供实用制度资源、节省社会运作成本等法治建设意义。在国家法律引导民族习惯法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保留民族习惯法应有的发展空间,从而不断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从法制到法治

法制与法治都属于法现象的范畴。法制是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而法治是以民主为社会基础的法制模式 ,包含着一种价值追求。两者存在着位阶上和属性上的差异 ,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的中国 ,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行政国"下的法治危机

国家的形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于是，因国家权力中心的差异而有了“立法国”、“司法国”和“行政国”的划分。而“行政国”则凭借行政权固有的优势，正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统治疆域。日益扩张的行政权改变了传统法治的结构．引发了人们对法治危机的思考，以重建对法治的信任。     

法治的道德审视

“法治化”不是“法律化”的同义词 ,“以德治国”也不是“人治”的复辟。在经历了无数次“人治”灾难之后 ,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 ;在依法治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时 ,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风向”又变了吗 ?非也。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提出“以德治国”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     

大学法治初论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其制度建设问题不可忽视,因此,法治已经成为大学得以继续存在发展的内在要求。教育法治的构建应当以学校为核心,高等教育法治的核心是大学法治,大学法治的构建需要以大学为中心,规范大学与外部(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与内部(教师、学生)的关系。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对"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新思考

对于“法治”,不同的解读,却有着大相径庭的含义。从人类历史上看,存在过两种不同的“法治”：一是以法治国的“法治”,二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即便是依法治国的“法治”,仍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权力为本位,另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依法治国”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