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

“五四”不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起点,而且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走出、必须不断回归的起点:每逢“五四”,如何继承和超越“五四”,总会成为知识分子话语中的热点议     

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的两面观

引言关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视角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鉴于“知识分子”概念界定的多样性、模糊性,以及当下中国的独特语境,本文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一定的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具有公共关怀和济世精神、从事知识的创造和传承的人,各行业的专家学者正是其主体。由于知识分子界定的多义性,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关系,也是众说纷纭。如美国有学者认为趋向于电子大众媒介的知识分子是逃避公共责任的“个体知识分子”;而早期法国话语对知识分子退出媒体却提出质疑。①在当今中国,如何看待…     

底层意识——新闻工作者人格的试金石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最缺乏什么?” 这是北大学生余杰在《距离“底层”有多远》(见《新华文摘》98·6)一文中对我们提出的质问。他抱怨说,在包括文学、报刊、影视、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95％以上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貌居然像阿伯丁神灯一样不翼而飞”,“数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却又远离了问题的答案。”他指出,答案就是:“底层     

《新青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其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描绘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化轨迹,凸显了新思想的传播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阶层解放和媒介发展具有巨大作用。     

"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

大众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布氏“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全部关联现象。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并简略分析了各类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指出，一味地批判并不代表公允，正确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和“节目专家”，应从道德上鼓励，制度上保障。对于“传媒知识分子”，则应提倡学者及传媒自律，并从法律上保障相关制度的健全。     

2003年: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新闻舆论监督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近年逐渐成为讨论热点。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学者亚格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中宣称,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最后一代是二十年代出生的,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即面对公众发言,为公众写作。①结合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现状,我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自“非典”、“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发生以来,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论政立言,…     

文化与政治的寻根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里不想介入经院性的讨论。卑之无甚高论地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或集中体现者,传播者乃至创造者,大概是通得过的。当然,也有过“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高论,但“高论”是只能以高论实即胡说视之的。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对称词,即“士人”。而且士人似乎还只限于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有别的称呼,叫“畴人”即“筹人”。其实,士人和知识分子对称的确定,是在汉朝以后。这事曾使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总长的学者章士钊出过洋相,他把“二桃杀三士”解读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经鲁迅杂文顺便带到而为大家     

知识分子的真挚友谊——话说傅斯年感人肺腑的一封信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论庄子的处世人格

自春秋时期士阶层从统治阶级阵营里独立出来以后,隐与仕、出世与入世、独善与兼济的矛盾便如同形与影一样,始终困扰着中国的一代代知识分子,从而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处世的双重人格。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隐士是很少的,即使像孟浩然那样的“迷花不事君”的高沽之士．也是苦于“欲济无舟楫”的缘故,才不得不“自首卧松云”的。     

庚子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局势”的认知探析

庚子事变后,“东北局势”日趋危急。面对此等情形,中国知识界开始寻找拯救东北的图存之道,其中尤以清廷官员为代表的士人知识分子与学界为代表的学生知识分子表现最为明显。然而,上述两个群体对“东北局势”的认知竟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张之洞等士人知识分子希冀在东北实行开门通商的策略,而学生知识分子则主张奋起抗争。可以说,清末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排满”思潮勃兴与“中华民族”观念产生与发展的交叉时期,以致他们对东北的认知产生了分化。     

浅谈中国报界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创立

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和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能创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学理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只是把新闻视为救亡图存或者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并不能将新闻看做一种独立而神圣的事业来对待。只有待新闻界知识分子真正成型之后,才能凭借他们对新闻学的终极关怀去创立独立的新闻学理论。因而,新闻界知识分子的成形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理论得以创建的人文基础。当然,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创立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结果,是新闻界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新闻学理论的结果。     

1949年--1967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探析

本文对建国初期至“文革”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曲折发展的基本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重点对这一时期党对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进行了简要的探析。     

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复旦学报》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发表陈思和的文章,指出,出版乃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安身立命之地。从文化的角度看,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皮”并不是社会上某一阶级或阶层,更不是统治集团,而是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在“君臣模式”的社会机制里,知识分子的自身价值是靠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借助政治来实现的。只有当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时,才会考虑通过招生讲学和整理古籍去传播学术。由孔子建立起来的学术传统,正是通过无数图书一代一代相传而保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     

博客与知识分子的网络生存

今年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正值“韩白事件”炒得火热。中间休息,几位老师聊起这件事情,开始觉得白烨开设博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后又联系到此前的“金元浦事件”,一种对网络的警惕弥漫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对于网络的鄙视和畏惧,随着上述博客发生的种种吵闹变得别有趣味。     

冲破观念的“围城”——读《市场经济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

南京大学张彦的新著《市场经济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丛书”中第一本研究科技知识分子的专著。它以我国经济与科技体制改革为背景,通过大量新鲜材料,多侧面反映了科技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历的变迁和面临的矛盾。它给人们的启示之一,在于揭示了当前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观念的变革是如何通过主体行为来影响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对发展第一生产力具有怎样巨大的推动作     

短暂的解冻——《海上赤潮——我的记者生涯》连载之五

经过十年连续不断地批判俞平伯、批判马寅初、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大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年知识分子也是要边改造思想边使用,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一批被打成右派。50年代末,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已呈现万马齐喑的可哀、可悲的局面。     

崇高的追求与奋斗——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十周年

今年是我国伟大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文化战士、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出版家邹韬奋逝世五十周年。邹韬奋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他所走过的道路,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他光辉战斗的一生,为中国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     

这个“弱智”和“庸人”的时代

爱德华·萨义德和苏珊·桑塔格在2003年和 2004年相继去世后,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消失”的哀惋之声不绝于耳。不久前,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巴金离世,也在很多人内心深处唤起了颇为相似的感受。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今日之“良心”何在?这个问题切中了这个时代的一大要害——知识阶层的沉默或媚俗,精英     

新书推荐

★《习惯性八卦》黄集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定价:18元黄集伟的第五本“语词笔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聚拢了些许与这个城市、这个年代有关的种种尘嚣与琐屑”,在选择上也重趣味“,用那些或粗糙、或绝妙、或人性飞迸、或绝望透顶的语词将那无穷无尽的哈欠至少PK在十强之外”。★《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文汇出版社2006年1月定价:22元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本书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反思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几经曲折,中期逐步贫困化,甚至出现“脑体倒挂”。…     

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重建

大众媒介的市场化发展和技术普及,导致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功能发生转型,使得整体上中国媒介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化的媒介知识分子形象。其中,电视知识分子即是近年来被批判的主要群体之一。电视知识分子通常与电视媒体结成"共谋"关系,因此缺乏就公共议题独立发声的诚意和普世情怀。结合中国目前的传媒体制及政策,电视谈话节目借助自身的独特优势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文章旨在通过对凤凰卫视已开播十余年的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进行案例研究,从电视知识分子和媒体各自的角度探讨如何重建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