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氏《易》以“《彖》《象》解经”发微

“《彖》《象》解经”兼具象数、义理两种方法,以“象数”解《易》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六爻所处的位置以及爻与爻之间的关系,其所用象的内容较少,而且和《说卦》有一定区别。以“义理”解《易》则有以“理”解《易》和以“史”解《易》两种。传承费氏《易》的荀爽、郑玄《易》学并没有完全遵照费直解《易》的方法,而是在吸收其他《易》学基础上有所创新。通过分析“《彖》《象》解经”可知,荀爽二卦互易说、虞翻卦变说在《彖》《象》中已经出现,二说或与费氏《易》有一定关联。     

《国殇》与《九歌》

《九歌》。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现象，为历来《楚辞》注家重视而不断进行探讨的问题。通过考证：我们发现《九歌》，原本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九章，《礼魂》是前九章的“乱辞”。屈原《国殇》写于楚怀王十七年，是作者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因而形成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格局，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九歌》是屈原创作的楚国郊祀祭歌。     

说《损》、《益》

最早把“损”和“益”作为一对矛盾的概念记载下来的是《易》的作者。《易》的第四十一卦《损》和第四十二卦《益》互为覆卦。相互对立的“损”和“益”有多方面意义。春秋时期,“损”和“益”对举,在词汇或语汇中,已比较常见。如《论语》记孔子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因”是凭依,有仍旧的意思。“损益”则是在数量上有所增减。殷礼是在夏礼的基础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收获》、《花城》、《十月》、《当代》、《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

[背景资料] 在北京大学有这样一个论坛——“当代文学原创期刊最新作品点评”论坛,该论坛由著名“作家学者”曹丈轩教授发起、青年学者邵燕君博士主持,他们组织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对《收获》、《花城》、《十月》、《当代》、《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等纯文学期刊最新发表的作品进行追踪研读,并做定期点评。     

《边城》《荷花淀》《哦,香雪》群文比较阅读

《边城》《荷花淀》《哦,香雪》三篇小说,从环境比较可看出,不同的“乡恋”“乡缘”“乡愁”;从人物比较可看出,主人公的命运差异和性格差异,个体在群体的参照下更显突出;从主题比较可看出,《边城》是乡土的标本,《荷花淀》是乡土的样本,《哦,香雪》是乡土的象征与隐喻。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镜花缘》和《红楼梦》

约在《红楼梦》问世后半个世纪,十九世纪初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李汝珍的《镜花缘》。清人王之春评论《镜花缘》时说:“小说之《镜花缘》,是欲于《石头记》外,别树一帜者”(《红楼梦卷》第286页,以下注引此书不注书名)。胡适也在《镜花缘考证》里,评价《镜花缘》为“第二流佳作”。小说以独有的创作形式和新奇的艺术构思,在我国文学     

《史记》与《诗》学传统

诗性气质是《史记》的重要特征之一,汉初诗歌理论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史记》的创作。“诗言志”的诗歌认识,“以意逆志”与“论世知人”的诗歌解释,“怨”、“美刺”、“连类”等诗歌理论,在《史记》的创作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深厚的诗学背景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的著述中自觉地运用了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语法重新解释历史,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所以《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心雕龙》的《古诗》批评

《古诗》,或称《古诗十九首》,是中古文学史上引起最广泛争议的一组诗。实际上,文学史上最早对《古诗》进行深入探讨的,当首推《文心雕龙》。刘勰以“五言之冠冕也”论《古诗》在五言诗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以“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论《古诗》的艺术成就;并依据“阅时取证”、“比采而推”的科学思路,辨析《古诗》的作者及创作年代。《文心雕龙》的相关认识是深刻,甚至是经典性的,是研究《古诗》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解读《四书》

《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经典著作。从汉代起,《论语》即被列为“七经”(即《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加《论语》《孝经》)之一。到唐代,《论语》即列为“十二经”(“十二经”包括《诗》《书》《易》《礼》《春秋》《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九经”,《左传》包括在《春秋》之中;后又加《孝经》《论语》《尔雅》,合称“十二经”)之一。到宋代,又将《孟子》列入,成为“十三经”。可见,《论语》被尊为经书,其时间是比较早的。宋代,又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提…     

《大雅》、《小雅》名称源于地域考

历来说《诗》者，皆认为十五《国风》是按国别分的类，《商颂》《周颂》《鲁颂》也是如此；而对《大雅》《小雅》则另有说法．总之认为不是按地域来划分的类别。本文认为．＂综观《诗》的分别，可以发现它们应该是以地域为依据而划分的类别。在上古语言中，＂雅＂与＂夏＂相通．或互相连续．如“雅夏”．因此．这就是现在的“亚细亚”一词的来源。“大夏”就是《大雅》．“大夏”也就是“古希腊”．“小亚细亚”就是《小雅》。周武王前的西周．面对中原．背靠大夏，成为堪称中西合璧的广袤侯国。建立西周王朝后．很注意“采八方之音”．广泛搜集各地乐章．“大夏”和“小亚细亚”一带的音乐．对他们并不陌生．这就是在《诗》中出现《大雅》和《小雅》的历史背景。所以．正如同十五《国风》、三《颂》一样．《大雅》《小雅》名称也是源于地域而分的类。     

魏源论《齐》、《鲁》、《韩》与《毛诗》的异同

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前人对于三家诗佚文、遗说的搜辑、考订的基础上,论述了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诗古微》刊行后,历来为治经学者所重视。尽管由于门户之见,诸家对手《诗古微》的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认为魏源作《诗古微》是专主《齐》、《鲁》、《韩》三家诗而排斥《毛诗》。例如:梁启超谓魏源“《诗》主《齐》、《鲁》、《韩》”“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刘师培谓“魏源作《诗古微》,斥《毛诗》而宗三家诗”。”(《经学教科书》)章太炎谓“魏源作《诗古微》,全主三家”。(《经学略说》)马宗霍谓魏源“说《诗》斥《毛传》,宗三家”。(《中国经学史》)周予同谓魏源“著《诗古微》,攻击《毛传》及大、小《序》,而专主《齐》、《鲁》、《韩》三家”。(《经今古文学》) 笔者近年来对于魏源的生平、思想及《诗古微》作了一些研究,认为上述观点失之偏颇,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本文拟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并祈学者批评指教。     

魏源论《齐》、《鲁》、《韩》与《毛诗》的异同

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前人对于三家诗佚文、遗说的搜辑、考订的基础上,论述了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诗古微》刊行后,历来为治经学者所重视。尽管由于门户之见,诸家对于《诗古微》的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认为魏源作《诗古微》是专主《齐》、《鲁》、《韩》三家诗而排斥《毛诗》。例如:梁启超谓魏源“《诗》主《齐》、《鲁》、(韩》”“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刘师培谓“魏源作《诗古微》,斥《毛诗》而宗三家诗”。(《经学教科书》)章太炎谓“魏源作《诗古微》,全主三家”。(《经学略说》)马宗霍谓魏源“说《诗》斥《毛传》,宗三家”。(《中国经学史》)周予同谓魏源“著《诗古微》,攻击《毛传》及大、个《序》,而专主《齐》、《鲁》、《韩》三家”。(《经今古文学》) 笔者近年来对于魏源的生平、思想及《诗古微》作了一些研究,认为上述观点失之偏颇,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本文拟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并祈学者批评指教。     

浅说《红楼梦》与《庄子》

《庄子》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文学性最强的书。后人，尤其是文学家，往往因其“有托物寓意，为洸洋怪诞之词”而更爱读之。《红楼梦》在这方面也显然是受惠于《庄子》。《红楼梦》于“荒唐言”中包含着“辛酸泪”，于“梦幻中”倾吐真情。于“大旨谈情”中蕴藏着“伤时骂世”之旨。     

《文心雕龙》和《诗品》宗经异同

《文心雕龙》和《诗品》都具有宗经色彩,其共同之处在于都以经典为文体或创作渊源,都崇尚雅正文风,都重视“比兴”,而且更赞赏“兴”。其不同之处在于《文心雕龙》侧重在宗经之义,《诗品》倾向于宗经之法,在对“比兴”的诠释上和对待四言诗体的态度上,《文心雕龙》比《诗品》要褊狭、保守得多,因而二者的宗经程度也就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看《山花》、《西湖》

08年第3期《山花》“头条自荐”推出麦家的短篇小说《陆小依》。麦家近些年以《解密》、“暗算》与《风声》等可读性较强的长篇小说迅速走红,自然使读者对他的小说保持某种定向期待。但这篇《陆小依》却并不“好看”,可复述的故事也十分简单：陆小依因为去接从美国回来的大哥而在车站丢失儿子安安。或许作者的重心并非在于讲故事,而在挖掘呈现一个女人的精神状况——但陆小依这个形象却又如此单薄、暧昧不明。并不高明的议论与无关紧要的细节铺陈导致讲述节奏的失控,而引入“我”曾迷恋口语诗等“旁逸斜出”的段落,更使得小说有些“四不像”,整体感塌陷。     

《女神》中的《火葬场》评析

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第一个诗歌集《女神》,都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呐喊》中的代表作《阿Q正传》,有一个“众观砍头”的情节,曾经以不同的外貌和内蕴,首先出现在《药》中,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在《女神》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有一个“火中再生”的意象,也曾经以不同的外貌和内蕴,首先出现在《火葬场》中,就鲜为人知了。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庄》、《韩》文学异同论

道、法两家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排斥的矛盾现象。将这两家的集大成著作《庄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层面上作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仅就文学特征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后人重视：《庄》、《韩》之间貌似相同的文艺观，实则源于两个迥异的逻辑起点；不同的逻辑起点导致了《庄》、《韩》文艺观内在的本质差异；“传神”与“写形”的不同特征构成了《庄》、《韩》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意象”与“形象”的不同内涵构成了《庄》、《韩》文学的客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