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阳明对“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性研究

朱熹与王阳明均对“格物致知”思想作了全面细致的阐释,朱熹主张格物为致知起作用,王阳明则提出致知为格物起作用。首先,从“格物致知”的对象而言,朱熹主张格尽外界事物之理,王阳明则强调必须寻求个体内心的善;其次,从“格物致知”的过程而言,朱熹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王阳明则提出“格物”的过程就是格个体内心意念的过程;最后,从“格物致知”的结果而言,朱熹追求穷尽事物之理,王阳明则希望通过良知为善去恶。     

走向新疆的季节

去新疆游历是件很美妙的事,这一机会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可以肯定,写一篇关于这一地区的文章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的,在中国,关于新疆的文章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完全有别于外国的传言。你可以在互联网上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找到大量关于新疆的文章。适逢新疆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庆典,2005年6月,我们踏上了去新疆采访游历之旅,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当年十月份在我们的访问团出发之前,团长和我们进行了座淡,在会上对我们叮嘱再三,让我觉得好像要从北京前往另外一个世界似的。但在会上我也了解到,中国人有时会把新疆想成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所以有时关于中国这一地区的文章常常含混难解,同时, 许多中国关于新疆的文章都提及当地的人们能歌善舞,都仅仅对文化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生活这两方面进行描     

元初刘因对周敦颐理学的推崇

元初大儒刘因,一生倾慕周敦颐,其作《太极图后记》,力辩《太极图》源流,批驳诸多不实之词,并完善朱熹的结论,明确提出会通《太极图》《河图》《先天图》三图之理为一,巩固周敦颐理学源头的地位。此外,刘因继承"圣人之道",宣扬周敦颐的修养论,扩大了周氏在北方的影响,为元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学之道探析

<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大学》篇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何为大学?显然此大学非彼大学也。自古以来人们对大学的解释不外乎为两种:一是大学即是博学。如汉代郑玄所言,大学就是"博学可以为政也"。二是大学即大人之学。如宋代朱熹所言,大学是相对于"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仪以外的"大人之学",即伦     

朱熹后人聚居园林村

在浙江衢州衢江区、江山、常山交界的乌石山下,有个名叫园林村的,那是南宋大儒朱熹后裔聚居之处,这里住着朱熹后裔1600余人。 朱熹的故里在江西婺源,他的后裔怎么会到千里之外的浙西园林村繁衍呢?原来这和朱熹的子孙外仕为官以及浙西园林村的山水风光特别吸引人有关。 南宋宝 三年(1255),朱熹的第四代孙朱楫出任衢州通判。他随带儿子朱照来到衢州居住,而邻近住着的便是朱楫的好友硕儒徐霖。朱楫命儿子朱照拜徐霖为师,在授教时日里,徐霖对朱照的品貌才气非常中意,就将女儿许配朱照为妻。就这样,朱照在徐霖居住的经坂村置了田屋两产,在当地落…     

戏上安昌

正一座名叫安昌的江南小镇,慢悠悠地在时光的弄堂里晃荡,不知不觉就走了一千年。安昌隶属于浙江省绍兴市,最早叫长乐邨,后叫安沧。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钱镠奉唐王朝之命屯兵该地,因平董昌之乱有功,地方得以安宁,因此改名为安昌。从这段简约的史载,可见安昌绝非等闲之地,祖上荣耀,后辈得以安宁。     

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实践

2001年6月16日-17日,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率领高层一行10人到莱芜市访问。刘长乐先生原籍莱芜市苗山镇西杓山村。目前他已成为拥有40多家控股企业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他领导的香港凤凰卫视已成为国际知名媒体和享誉海内外的华语电视台。刘长乐先生荣归故里,凤凰人来到俗有“凤凰城”之美誉的莱芜,这种巧合使这次访问活动增添了几份缘份和渊源。     

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实践

2001年6月16日-l7日，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率领高层一行10人到莱芜市访问。刘长乐先生原籍莱芜市苗山镇西杓山村。目前他已成为拥有40多家控股企业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他领导的香港凤凰卫视已成为国际知名媒体和享誉海内外的华语电视台。刘长乐先生荣归故里，凤凰人来到俗有“凤凰城”之美誉的莱芜，这种巧合使这次访问活动增添了几份缘份和渊源。     

濂洛风雅的主潮及其余波流衍

宋代理学诗派有五祖一宗、二流三派,逻辑发展过程可分为六期。五祖为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宗为朱熹。二流指雅流和俗流。三派为放旷派、洒落派、敬谨派。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体现了濂洛理学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称为"濂洛风雅"。周敦颐诗歌是"濂洛风雅"之初澜,二程及其门弟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主潮,南渡后的洛学后学之诗为"濂洛风雅"的余波。在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中,崇安刘氏家族起着骨干作用,刘子翚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诗教和创作实践为朱熹指明了诗歌创作的方向。朱熹既是思想史上的泰山北斗,也是理学诗派的集大成者。     

“活着”的民俗——瑞典斯堪森历史博物馆记事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市被称为是“北方的威尼斯”。它建筑在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中的十五座岛屿之上,另外还有2万多个大小岛屿与她相拥。2004年10月,应斯德哥尔摩大学新闻、媒介与传播系(Department of Journalism,Media & Communication)的邀请,我和央视和《南方周末》的两位编辑赴瑞典作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问。其间,热情好客的东道主带我们游历了斯市的一些风景名胜。其中,犹尔哥登岛(Djurgardsstaden)上斯堪森历史博物馆(SkansenHistoricalMuseum)作为斯德哥尔摩极富盛名的观光之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物馆建于1891年,距今已…     

四川邛崃方言“抱箢篼”的文化民俗考源

方言是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方言的研究也应该与民俗、文化的研究相结合。基于此理念,本文对四川邛崃等地的特殊骂詈语＂抱箢篼＂、＂坐土撮箕＂进行了民俗、文化方面的考源,认为这一说法源于当地的丧葬民俗,并与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佛教的流传影响了当地的民俗、语言。     

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或称为不开化的野人,或称为类同禽兽的蛮夷,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孟夫子提倡的“用夏变夷”,鄙视“南蛮(?)舌之人”,引经据典地推崇“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也与此相类。     

日本传媒体制中的传统与变革

就如何了解我们的近邻日本来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可以说是必读之作。吉田在书中回顾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追超欧美的历程,其中不乏自豪感和自诩之辞。但历史地看来,尽管日本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打了个翻身仗,但在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日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说是“传统之邦”。     

试论尚阳堡文化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在东北地区设置了流犯监狱,尚阳堡(位于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境内)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国家流犯监狱之一。被发配到尚阳堡的东北流人,与当地民众和驻守官军等共同创造了尚阳堡文化。他们通过开展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开东北文学艺术创作风气之先,为中国诗史留下许多精品佳作,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主持编撰出版了多部地方志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兴办教育事业,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东北,促进了东北农耕文化和地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使之成为明清时期多民族聚居地之一。     

开化：文旅整合留住人文山水

开化呈现一幕幕唤醒经典记忆的情景：全民义捐,重建县城凤凰塔;启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恢复“霞山老八景”;追寻朱熹足迹,引资建设“朱熹讲学园”。     

千古文思,外国人眼中的杭州

正历史上,杭州就是一座繁华的国际化城市。在外国人眼中,杭州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相关,他们的所见所闻大都没有形成颂词流传,但他们的所想所感应该可以视为对杭州的赞美和认同。来杭州最早的外国人,据说是印度和尚慧理,时间在4世纪初的东晋。慧理到达的杭州当时尚是山中小县钱塘,但他的游历却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第一次大南迁中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慧理阅读这里的山水是"仙灵所隐",便建造了灵隐寺,为杭     

寻路,这片令唐朝诗人流连的浙地山川

正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钱江晚报共同推出"浙东唐诗之路"人文纪行——为什么是浙东,成为唐朝诗人游历的重要目的地?为什么在唐朝,诗人们开始群体性地游历山川?为什么要在当下,展开这场"浙东唐诗之路"的探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钱江晚报近日共同推出大     

试论清代北京审美文化的特点

清代北京审美文化是一种满汉交融、古今结合、中西合璧、京都文化与地方文化高度融合的综合文化形态。作为孕育于帝都的北京审美文化形态极大地受到满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和审美趣味的影响,皇权意识对艺术个性的束缚也是难以避免的。在集传统审美文化之大成的北京审美文化形态中,审美文化的创新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清代北京审美文化以其主流地位而产生强大的辐射力,渗透到对地方审美文化形态的影响之中。     

19世纪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考略

朱熹是儒家孔孟之后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学说很早就被译介和传遍东亚诸国。然而,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则推迟到19世纪。对19世纪英语世界朱子学的译介进行梳理,考察其首次译介的时间,译介第一人及译介年谱、方式和内容等,并对译介的影响作了相关分析。从这些维度考察对全面了解和研究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卫礼贤《易经》译本初探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易经》译本是其译介中国典籍的巅峰之作,被公认是最出色的西方语译本之一,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成为西方社会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文力图通过对卫礼贤《易经》译本体例、翻译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卫礼贤对《易经》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及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