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格拉底“认识自我”的危机

苏格拉底与早期研究自然奥秘的哲学家不同,他认为哲学不应该专注于自然,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向"自我",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自我"。苏格拉底认为只有"认识自我",弄清楚"人是什么",你才能"实现自我"。在他看来,如绝对命令一般,"认识自我"必然要"实现自我",但这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至少从"认识自我"不能逻辑地得出"实现自我"。     

对新时期做好企业工会创新工作的分析

工会工作理念创新 企业和职工不是矛盾的对立,而是利益的统一.企业不发展,维护职工的具体利益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加快企业发展,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维护职工权益才能落到实处,职工才能享受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富裕生活.当前企业工会工作应转变传统工作理念,切实做到同时兼顾企业与职工的共同利益,实现从以前的"单向维护型"向"两个维护相统一",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与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相结合,当企业整体利益与职工具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努力做好职工思想工作,协调关系,处理矛盾.     

辣螺，海中的辣妹子

正在浙南一带,食客们往往喜欢将水煮的辣螺蘸点酱醋搭配着食用,苦、辣、酸、甘,也只有辣螺这样的"辣妹子",才能把这样刺激的味道掺和在一起却毫无违和感,就如把人生的况味都融到一口螺的内容里,让人感觉奇妙无穷。     

文言文教学之我见

文言文教学必须坚持"把文言文当作文言文"这一原则.具体说有以下三点:一是文言文教学要强化朗读训练;二是文言文教学要强化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词语和句式的积累;三是文言文教学要把文言文学习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让它活起来.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学有所得,实现用我们博大的传统文化滋养学生心灵的教育目的.     

无味之味乃至味的龙井茶

正"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说起杭州,人们知道的除了西湖,恐怕就是龙井茶了。龙井茶"色绿、香郁、味甘、形美",清人陆次云曾这样形容它:"甘香如兰,幽而不冽,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瀹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龙井茶蕴含着江南的恬淡与悠远、闲适与洒脱,它的含蓄与中国文化大约一致。     

我们需要民族整体性忏悔——谨以此文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

鲁迅之所以被称为"民族魂",主要的并不在于他对本民族的歌功颂德,而是恰恰在于他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自省与挞伐,代表华夏民族作出了民族忏悔。然而自鲁迅以后,对于民族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我们至今少有从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高度进行反思,实施民族自我批判。一个民族的苦难,总不会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总有历史基因和民族文化基因在发生作用。实施民族自我批判的任务,政治家、历史家责无旁贷,但只有文学家才能将自己的眼光投向"草根",才能从众多个体命运看历史的走向和成败,才能将历史错误置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上评析。我们民族有十分广大的人众曾陷于因拒绝思考而沦为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中,所以我们需要民族整体性忏悔,如同德意志民族那样。     

叫杰瑞的中国的哥

"师傅!"我喊他。然后就觉得好像是孙悟空在喊唐僧。我一时心急不知道叫他什么好。他这个出租车司机怎么讲一口那么够味儿的英语?不像在学校里学的,这需要一个语境。或许现在的"海归"也开起出租车了?中国发展之快,据说前几年很稀罕的"海归",有的已变成"海带",就是从海外归来的待业者。他正在接手机,是个国际长途。一位德国商人请他帮忙在杭州找一家液压千斤顶厂。"中德会谈"一结束,他才能顾及坐在出租车后座上喊他"师傅"的人。     

《三遂平妖传》“焚画产永儿”本源探究

《三遂平妖传》中胡员外与其妻常年未得子嗣,一个道士典当给胡员外一幅仙画后,其妻顺利产下胡永儿。中国古代有很多"画中出物"的寓言故事,虽侧重点不一样,但都预示着画中的物件只有拥有不同的特征才能"活",而最后这些画中物也必须归于天际或返还画中。从焚画产永儿看,这一过程和道教画符中烧符吞符的步骤极为类似。本文将从这两点出发具体展开论述。     

莫言与中国当前的文学教育

如果莫言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底蕴,没有鲜明、厚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就没有办法在高密东北乡那个血腥、纷乱、戏谑、乖戾的文学王国自由穿行,他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就必须艺高胆大。只有当一个作家超越了血腥、暴力和怪诞本身,他才能从这些作为形式而呈现的元素中超拔出来,上升到一种艺术哲学和"艺术政治"的层面。莫言所受的文学教育是偶然的,却开出了必然的文学之花。     

新年寄语 精心打造"文化品牌"

伴随着新春的第一缕曙光,充满希望和生机的2007年已经来临.新的一年,新的任务,发展和困难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当今杂志如林、竞争严峻的态势,我们只有以新的姿态、新的思路,把《文化交流》办成一份内涵丰富、雅俗共赏、清新活泼、图文并茂的刊物,精心打造成传播于海内外的一个"文化符号",和浙江文化大省的一个"文化品牌",才能立于期刊杂志强者之林.     

清贫卢仝为茶农请命——读刘松年《卢仝烹茶图》

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必然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中国茶文化在唐代的兴盛,有卓越贡献者莫过于陆羽和卢仝,诚如明人文尚宾所言:"茗饮之尚从来远矣,乃世独称陆羽、卢仝。"卢仝对茶的贡献浓缩在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歌》)这首诗中。诗开头写孟谏议派军将送来三百片圆圆的茶饼。这"至精至好"的阳羡贡品,只有"至尊"和王公们才能饮到的,今天却来到"山人家"。卢仝"柴门反关"、"纱帽笼头",     

澡堂子引发的血案

当上了国王,快乐无极,但乐是快的,快才能乐,有些事必须快必须趁热,所以汉高祖刘邦急煎煎摆起仪仗赶奔老家,把昔日偷鸡摸狗道儿上混的兄弟们请了来暴撮一顿,他当然不是为了吃饭,他要看看当年的兄弟们惶恐卑下的脸,他认为这很快乐。刘皇帝固一世之枭雄,酒喝高了,唱一曲《大风歌》慷慨悲凉,于大俗中见出了格调。相比之下,春秋时齐国有位国君,谥号懿公的,登了基也是快哉乐哉,办的事却很不靠谱:把吵过架的对头从坟里刨出来"断     

现代企业决策人的思想修养与领导艺术

所谓"领导",即又"领"又"导",带有引路、疏通和充当排头兵的意思.作为领导必须修德养性,有超常的管理水平和技巧,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义利观”对外传播策略

<正>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提出的重要思想。中国"义利观",既注重利,更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传承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优秀品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这种义利观,打破了"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也对"中国将以什么理念和身份处理与外界关系"等重大问题作出     

激活人才获得成长动力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画家们选了一个临摹的模特儿,由于被临摹的模特儿是个独眼瘸腿的人,许多画家对此束手无策,其中有一个聪明的画家却以其为临摹对象,画了一位跪姿端枪打靶的人,令在场人拍案叫绝.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其中却有宝贵的教益:如何在看似没有一点长处的人身上,开拓长处,避其所短,这才是一个领导者把人才用好、用活的高明之处.在用人上若不能"人尽其才",是对人才的一种最大的浪费,也是造成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所以只有差异化地用好每个人,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企业也才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创新是场持久战

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灵魂,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与支撑。因此,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前沿的战略、先进的技术以及经营哲学;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文化,才能保证向上的工作热情;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从而成就经典品牌,百年企业。日本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最近,由于"钓鱼岛事件",我们又听到了久违的"抵制日货"的声音,     

“至人无己”与“敖倪万物”——庄子人格理想与行迹叙事新诠

《庄子·天下》篇述庄子学行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庄子》他篇叙述庄子行迹所显示的价值取向并不一致,原因多端。庄子在精神、人格上追求道通为一、至人无己、自然无为、虚己顺人,在践行叙事中却睥睨天下、傲视王侯,具有突出的自我意识和傲然个性。笔者从文献、生存论根源等各个维度对这种不一致性予以新的诠释:一是庄子提出"至人无己"理想本身即表明他具有非常突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二是这种理想若要影响社会,必须在践行中具有坚强独特个性;三是文献所述庄子思想与行迹均各自有自己的历程,需细致辨析才能适当把握。这提示读者必须整体、辩证、多维、过程、超越地解读《庄子》文本,才能准确地领悟庄子人格理想及其践行。     

诺亚的另一只方舟

听说洪水行将来临,诺亚看了看自己已经老旧的方舟,"我需要一只更好的方舟。"他想。于是他找到国内顶尖的造船技师,向他订造一只新方舟。"它必须比我现在的方舟大,要更舒服一些。"我需要一架轻便梯,能够方便成千上万的动物更快地进出。"我带上船的动物需要笼子来装,要有鸟笼、兽笼,还要有盛鱼的家什。以前用的时间长了就不结实了。有些家伙动不动就破茏而出,常常害得我忙乎半天才能让它们回到笼子里去。"最重要的是,方舟必须经得起风浪,并且能胜任长期的漂泊。"下完订单,诺亚提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十一个月之后,方舟必须造好。超过这个期限,你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

如果说史学在近代中国挣脱经学枷锁的历程是一种"独立",那么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的杠杆作用。这种制度化、专业化的近代史学也只有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抗战时期的傅斯年即面临这样的境况,如果科学的历史研究丝毫无助于民族存亡,那"史之为道"其用何在?但在以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召唤起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同时,如何防止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在人群中制造分离和区隔——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构成威胁?傅斯年选择以"建构国族"的方式从"民族国家"的概念中拯救"中国认同",但却落入"民族"二字的语词陷阱而不自知,完全忽略了"国族"仍旧是"民族"的一种,比它想去替代却又自其脱胎的"民族"更缺乏实在感和安全感。     

主持人语:中国思想何以进入西方的概念系统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言辞一向耸人听闻。按照他的说法,一个生命从得到名字的那天起,"名字"就注定会更为长久,注定可以"无他而在"(the namebegins during his life to get along without him)。①如果中国古代典籍的外译也意味着中国思想在其他概念系统中重新"命名",那么这一"名字"将与其原本的生命构成何种关系?如果"名字"真是所谓的"无他而在",这"无他而在"如何才不失为一种"存在"?如果基督教经典"不可妄称上帝之名"(出20:7),"中国圣书"中的关键概念又当如何为"名"?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