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若干思考

保障人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转变诉讼观念，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强化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权利；加强权力制约，实行侦查监督。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人权保障问题之展望

我国在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同时,在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实践证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无论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还是在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有待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获得解决。     

刑事强制措施救济的理论基础与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抗告权，法律并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救济程序和救济途径作出规定，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对于强制措施予以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赋予其通过正当渠道进行抗告的权利．并保证权利能够行使．     

沉默权宪法化研究——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出发

世界主要国家以宪法高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进行保护。我国宪法修改使人权保障入宪,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的沉默权并未规定。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看,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对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应修改。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之完善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知情权的必要规则,目的在于平衡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方面并没有明显进步,导致司法实践中向犯罪嫌疑人告知权利时存在告知的时间、内容、方式、后果等方面的差异。实有进一步从微观技术上规范之必要,以期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提升刑事司法之文明。     

刑讯逼供的危害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以义务本位为主的国家,对公民的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此出现了种种诸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本文将着重从刑讯逼供的危害探讨犯罪嫌疑人之保护。     

论侦查阶段中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以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行为多发生在侦查阶段,新《法律诉讼法》的修改极大地加强偶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本文分别探讨了具体侦查厅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及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权利的保护。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参与权之完善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成为实现国家刑事诉讼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重视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在保护被害人程序性权利方面，与西方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相比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应当进一步完善。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宪法化

单纯依靠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来改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状况是不现实的。只有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确立在宪法之中。并且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权威，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才会富有意义。我国宪法应当参考其他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构建保障被追诉诉讼权利的“权利法案”。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刑事诉讼的目的一是打击犯罪,二是保护人权。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尤其是侦查阶段,处于被追诉者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人身安危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因此,其权利的保障自然成为人权保障的重点。文章就我国目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提出了建议。     

略论新《刑法》中的侵占罪

侵占罪是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新罪名,即第二百七十条和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文通过侵占罪与贪污罪的区别,简要分析了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目的论解释正当性之初步证成

刑法目的论解释的正当性,必须通过三重检验,即目的论解释的初步证成、目的论解释的深度证成以及目的论解释的结果考量,始能证成其正当性。目的论解释方法,集中体现了解释者的价值判断,因而其解释结论正当性的证成必须考虑价值判断客观化的问题,必须确认存在一个法官进行目的论解释时的价值判断空间,这需要通过初步证成来完成。通过对初步证成的分析与检讨,可以有效地提高法官确立目的的合理性,有助于刑法的正义与安定性的实现。在刑法领域进行目的论解释,应该坚持法的安定性优先,同时兼顾法的妥当性。理想的刑法目的论解释应该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有机统一。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诉讼证明理论中的核心部分,本文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应明确划分为举证责任和结果责任,以理清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及转移问题.     

简论行为犯与其他相关概念之关系

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在于结果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取决于物质性损害结果的实现；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差异在于危险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不能脱离行为之后危险状态的判断，而且这种“危险状态”只能是具体危险状态；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它的情况比较复杂，从情节犯司法操作的具体情况分析，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行为犯。     

论刑事裁判权的分割

刑事裁判权的垄断行使决无可能，而分割享有自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对其范围予以界定，以实现程序的多元价值追求。     

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老年人犯罪正成为我国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并不明确。针对老年人生理、心理与犯罪特点,根据古今中外有关老年人刑事立法的经验,我国应从完善指定辩护权、讯问审判在场权、不适用死刑和减轻刑事责任等方面对我国刑法关于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认定进行完善。     

警惕“泛刑论”——从刑罚负价值谈起

针对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的将某些不法行为设立犯罪纳入刑罚的呼声及可能导致的“泛刑”倾向,笔者以吸毒、卖淫嫖娼这两种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为例证,在考察国外相应立法及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刑罚的负价值对其予以否定,并由此引发出“刑法应谦抑”的命题,主张通过充分调动诸如伦理道德、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等替代措施来规制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仅在“不得已”之时为用。     

论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在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新兴的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语境下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的限制,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面临着大量困难,需要解决刑事和解制度与其他相关司法原则的冲突,尤其是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尽管存在困难,但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独特价值,能够平衡社会正义与个人权利价值之间的矛盾,因此该制度构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法律上等位利益冲突的刑法评判

刑法上的等位利益冲突是在具体情形下予以评价的。包括作为义务冲突、不作为义务冲突及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冲突三种情况。等位利益冲突在下述三种情况下是不违法的：（1）为了自己利益。不主动剥夺他人的机会,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获救机会,同时行为人对他人并无特殊义务;（2）在不可能救助全部等位利益的情况下,救助了尽可能多的利益;（3）如果为了救助家庭成员而未考虑其他的救助义务,行为人为保全自己生命而转移危险,并且受威胁的家庭成员没有基于自由意思自找危险。     

试论刑事程序之异化

刑事程序异化是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遵循和依据的程序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与程序自身相背离,变成外在的与程序自身相异的力量。具体表现为法律解释对法定诉讼制度的异化、公安司法机关抛弃法律自创“制度”或做法等。刑事程序异化产生的主要缘由是诉讼权力的异化、程序文化的匮乏以及法律规定本身不合理。为消解刑事程序异化,根据司法实践需要监督与制约诉讼权力,弘扬程序公正的程序文化,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消除法定程序的不合理之处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