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类型化比较研究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阐述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内涵,介绍了有关国家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并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结合我国本土情况,提出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建议.     

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研究

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可以简化诉讼程序，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审判质量，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第三人的确定应当结合适用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据此确定行政诉讼的第三人资格后，可以围绕第三人制度的目标功能，对第三人概括分类。由此，诉讼第三人的分类应采取利害关系和诉讼地位的二元标准，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事实关系第三人。     

行政诉讼类型化初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的分析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我国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类型化，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的贫困化和司法实践的无序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方法论上未能从理论和实践相区分的角度认识行政诉讼类型化。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这种区分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来建构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化。     

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研究

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可以简化诉讼程序,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审判质量,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第三人的确定应当结合适用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据此确定行政诉讼的第三人资格后,可以围绕第三人制度的目标功能,对第三人概括分类。由此,诉讼第三人的分类应采取利害关系和诉讼地位的二元标准,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事实关系第三人。     

行政诉讼类型研究

行政诉讼类型是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借鉴国外行政诉讼类型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我国的行政诉讼可以依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和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内容不同为标准来进行分类。根据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不同,行政诉讼分为行政相对人诉讼、其他利害关系人诉讼、公益诉讼和机关诉讼。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内容不同,行政诉讼分为形成诉讼、给付诉讼和确认诉讼,其中形成诉讼包括撤销诉讼和变更诉讼,给付诉讼包括课予义务诉讼和一般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包括积极的确认诉讼和消极的确认诉讼。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着眼于此,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便于为构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提供明晰的思路。     

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关于证明标准之规定遇到了许多现实难题。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当与案件性质及对公民、法人权益影响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在行政诉讼中设立多元的证明标准体系,包括优势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反思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一个热点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受案范围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讨论。但这些讨论多是在行政诉讼法原有框架内对受案范围的修正，都是不够完善的。因此，重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势在必行。本文从受案范围的指导思想、立法模式和立法标准三个方面入手。尝试着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制度进行重构。     

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启动行政诉讼的首要问题,所以正确界定和掌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正逐步向宽松方向发展,本文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涵义入手,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原告资格的规定进行分析,得出了目前我国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几点标准,并进行了相应分析。     

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诉讼中与推定和自由心证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确立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考虑诉讼模式、行政诉讼的目的、审理对象、举证责任、审理程度、案件复杂程度以及国际上的通行作法等因素综合确定。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是盖然性优势标准 ,这一标准又可分为一般盖然性、确信盖然性与必然盖然性三种优势等级。对原告与被告以及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盖然性优势要求不同     

行政诉讼类型探析——当事人诉讼

重构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是行政法学的热点问题。文章对行政诉讼类型之一的当事人诉讼的基础理论、适用范围、借鉴意义做深入研究，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完善有所裨益。     

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随着<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指导纲要(2004-2008)>的公布,有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正式提上司法改革的日程.在行政诉讼领域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际需要,分析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和缺陷,有利于针对行政诉讼的特点,建立健全行政诉讼案例指导制度,完善行政诉讼立法.     

论事实推定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兼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不是民事诉讼所独有,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证据确凿不应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唯一证明标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为行政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运用提供了发展空间,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不明时同样可以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对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现代行政救济的两项重要制度,两者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有不同规定且又存在交叉,结果造成了两者在立法上、适用上的冲突,影响了行政救济制度的顺利施行,有损于法律体系的统一。针对两者的冲突及表现,应在解决立法和适应的冲突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我国行政诉讼模式探讨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之一。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基本模式包括：主观之诉与客观之诉,事后补救之诉与事前预防之诉,形成之诉、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有名之诉与无名之诉。我国行政诉讼应采取“明文主义”模式。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中没有调解制度,笔者通过对我国与域外行政诉讼调解理论与实践方面现状的考察,然后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与否的争论分析后,表明赞成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最终提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与现实基础方面建立的可能性。     

论不服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

为了解决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后,启动诉讼程序与审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扩大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范围,应将不服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区别于不服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将其划分为程序适格原告和实体适格原告,以期对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建立行政和解制度已具有了现实和理论的基础,但行政诉讼中的和解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不能实行民事诉讼中那种完全调解制度,也不能像民事诉讼一样把调解制度作为基本原则来认识,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只应适用几类特殊行政诉讼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