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雄形象多硬伤

人教版高中《语文》独幕讽刺喜剧《三块钱国币》中的主人公杨长雄是作家丁西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塑造的一个“见义勇为”、“能言善辩”、“有着许多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的大学生形象。这是个正面人物形象。但是笔者看到,这一个正面人物形象的身上竟存有多处硬伤。“硬伤”一:“斗争”不近人情。“碎瓶事件”的受害人本是吴太太,只因吴太太是所谓的“阔人”。“阔人”也是人啊,“阔人”也有人的情感世界。杨长雄怎不关注吴太太心爱的花瓶被打碎后的烦恼心情和一般女人具有心胸狭窄的特点这种情况,而一味地与吴太太作对,向她“火上加油”…     

赛珍珠小说《群芳亭》的空间书写

在《群芳亭》这部作品中,赛珍珠以吴府这个封闭空间为背景描绘了吴太太不断探索自我精神和构建自我身份的过程。过去的研究大多认为吴太太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化,从一个缺乏自觉意识的封建女性转化成为一个精神自由的独立女性。但首先吴太太的自我仍被家族这个牢笼所围困,不过是在牢笼上粉刷了一层人道主义精神的金粉;其次吴太太从卧室中搬离使身体得以解脱,却又将其他女人捆绑于床榻之上;最后吴太太看似在书斋中解放了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将禁锢自己思想的锁从封建思想换了“安德雷思想”。     

“文人画”小议

顾名思义,文人画是文人作的画。在宋以前,绘画基本上是画工的专职,即使像吴道子这样的大画家也只是画匠之属。优秀的画工就进入皇宫画院,如荆浩、关仝、李成、范宽、黄筌这些人,他们的作品就被称为“院体画”,或称“画匠画”。只是,像宋徽宗赵佶也擅长丹青,作品属“院体”。那是另当别论。     

《三块钱国币》中杨长雄的诡辩术

一、偷换论题剧本开头从吴太太的唠叨写起:“照道理应该照市价赔我才是”。也就是她认为李嫂应该赔钱。在这无休止的唠叨中,杨长雄“被迫抗战”:“现在我把这个道理就来讲给你听听”,“现在不幸得很,打破花瓶的是李嫂,她是你雇用的一个娘姨,她是一个低级穷人,她赔不起。三块钱在你不在乎,可以不在乎,在她……”这里他将“该不该赔钱”的论题偷偷地改成“赔得起还是赔不起”,把吴太太“可以不可以要求李嫂赔偿”的论题悄悄地换成了吴太太“可以在乎不在乎”。这是因为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是生活常理,杨长雄只好用李嫂的穷对吴太太动之以情。…     

三处“下棋”该怎么理解

丁西林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中,隐去了女佣打碎花瓶的情节,直接展开吴太太、杨长雄二人之间的争吵——女佣该不该赔花瓶。这就使得矛盾从演出开始就趋于激化,在杨长雄和吴太太争执不下之际,让杨长雄的朋友成众出面,推杨下棋。剧中共三处“下棋”在当时的场景中,表达的意思都不同,特别是第三处这六个“下棋”对我们理解剧情了解人物性格和拓展思路很有帮助。第一处:开始,吴太太的唠叨和胡搅蛮缠,对生活现状的抱怨。并说:“打破了我的东西,不赔!还有旁人帮助,说不应该赔。我倒要听听这个大道理。”吴太太显然是要强迫杨长雄发言,杨对吴的吝…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种种非难和攻击。例如诋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封建独裁”,“暴君专制”,“以专政代替民主”等等。因此,批驳这种种谬论,科学地阐释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我们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总是一定阶级的民主和对一定阶级专政的结合。哪个阶级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执掌政权,这一点具有决定意义。民主一词的本意是“大多数人的统治”。但在剥削制度下,权力主体的普遍性是很有限的。这个“大多数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少数人的统治。资本主义民主尽管被说得冠冕堂皇,但事实上只是一     

语文品质与语言体验

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是意义的表达,同时也一定伴随着情绪、情感的发露.表达的效果既要看意,也不能忽视情的存在与作用.但一直以来,我们似乎只是重视意的理解,而忽视情的体验.所以,若要对一篇言语作品语文品质的高下作出判断,就不能迷信“理解”,而必须依凭直觉性的“体验”.     

身边平常事 亦藏大文章——从名家名作看文章的选材

初学写作的人由于把写文章看得很神圣,因而他们便一直错误地认为,凡能写进文章里去的人、事、物、情、景、理,必定也是带有一定的神圣色彩的:这些人,一定得是政治上出类拔萃、生活中有先进思想或英雄行为的完人;这些事,一定得是对国家有重要意义,于人民生活有深远影响的大事;这些物,也一定得是貌似平常被人长期忽略而实则价值连城令人刮目相看的奇物;即使是情,也一定得是健康高尚的、革命的大众之情,否则,似乎便不配入文。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偏见和误解,而产生这些偏见和误解的根源则在于他们根本就忽视了自己身边细细碎碎、平平常常的人、事、物、情、景、理有时也能做成大文章的这个事实。 好的作品,无一不是来源于生活,而这里的“生活”,如果具体一点解释,它不但包括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中的大人、大事、大物,同时也包括寻常百姓生活中的小人、小事、小物。就拿一些专业作家来说吧,他们写得最频繁、最得心应手、最精采的素材,并不全都是些反映国家大变化或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之类的素材,而往往却是一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     

不该苛责吴太太

在《三块钱国币》一课中,吴太太心爱的花瓶被李嫂打碎了,吴太太要求她赔偿,我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可现在大家都指责吴太太,说她自私、吝啬、胡搅蛮缠。我真有些为她不平。首先,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自然而然的道理。从法律角度讲,花瓶是吴太太的私人财产,个人财富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第二,李嫂是吴太太雇来的佣人,她接受吴太太付给她的佣金,她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李嫂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义务干好自己的份内之事。若李嫂打破花瓶可以不赔,那么,如果有人雇佣她照看小孩,她弄丢了小孩,或者照看…     

大着胆子说英语

今年4月,身兼演员,歌星、主持人,“拓客英语”创始人于一身的吴大维,在上海为他的“拓客英语”吆喝。吴大维说,学英文最关键的,是要敢说。不怕被笑,中国学生参加英文考试时,笔试,阅读,听力都没问题,但在“说”这方面却大打折扣。因为怕自己说错,怕被人笑话。     

从吉格和勃朗太太的形象谈作者的创作方法

吉格和勃朗太太分别是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和伍尔夫的一篇讲稿《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中的人物。这两个人物的共同点是:她们在作品中被着墨很少,却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同时她们都给读者以极大的想像空间,使读者去想像和丰满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这正体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和伍尔夫对“偏重物质”的驳斥。     

吴梅村仕清心态新探——以其戏剧作品为中心

吴梅村诗、词、文中表现出他仕清前坚守气节之志和仕清后的悔恨之情,赢得读者的同情;但戏剧作品却展示了他内心的另一方面,即仕清前对胜朝的虚幻之感和仕清后对失节的宽慰之情。通过戏剧作品,可以看到吴氏仕清时的内心斗争。吴梅村以戏剧写心,对戏剧这一体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齐人物论(诗歌部分之一)

一个不写诗的德国阔人———起码精神上很阔———故作惊人之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嗡的一声，许多不写诗的中国窄人也跟着对写诗嗤之以鼻。先是说，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未必砸碎玻璃，但一定能砸在一个诗人头上。最近的时髦是，“诗人”已被用于骂人。德国阔人的名言，如果不用全称判断，而是限定为“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写柔媚的抒情诗是野蛮的”，那么尽管不再耸人听闻，但依然不失其震撼力———它唤醒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耻辱感和罪恶感。然而奥斯维辛之后，即便德国诗人也不必全体搁笔，不写诗也不懂诗…     

朋友四型

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能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第一型,高级而有趣。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而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结愈久,芬芳愈醇。朋友是自己…     

简论师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教育家,后人曾用“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八个字赞美他,颂扬他。撇开这两句话的阶级偏见,有一点应该肯定,即搞教育的人德修养极为重要,只是时代不同,要求有异罢了。在我国现阶段,教师的道德修养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统一的,但又被学校工作的根本性质所制约。李鹏同志在教育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育人这个根本任务来进行”。可见教书育人是教师道德修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师德建设的重要作用,强化师德建设环节,从而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三处“下棋”该怎么理解

丁西林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中，隐去了女佣打碎花瓶的情节，直接展开吴太太、杨长雄二人之间的争吵——女佣该不该赔花瓶。这就使得矛盾从演出开始就趋于激化，在杨长雄和吴太太争执不下之际，让杨长雄的朋友成众出面，推杨下棋。剧中共三处“下棋”在当时的场景中，表达的意思都不同，特别是第三处这六个“下棋”对我们理解剧情了解人物性格和拓展思路很有帮助。     

论《百合花》的人情美、人性美

《百合花》自问世以来,便一直被遮蔽与误读。作为二篇“主情”小说,“思乡情”是《百合花》的核心情感,“同乡情”及“男女情”是其升华,“军民鱼水情”则是十七年文学语境的规范及作家采用置换的叙事策略的结果,这也是作品一再被遮蔽与误读的根本原因。     

鲁迅阶级文学论述的转变与托洛茨基

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解曾受到了托洛茨基的深刻影响,托氏的理论被鲁迅一度奉若权威;但鲁迅阶级文学论述的关键内容,经历了与托氏的决裂才最终获得。这一决裂标志性地发生在鲁迅写作于1928年8月10日与11日的两篇文章之中,鲁迅在文中反驳了托氏,表达了对普遍阶级性的认同。经过此一决裂,鲁迅克服了托洛茨基“影响的焦虑”,获得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但在决裂的背后,二人理论的内在逻辑仍有着相当的一致。这主要由于鲁迅认为他需要处理的是“当面”“袭来”的问题,而托洛茨基只是“提出”“将来”的问题。二人理论的分歧彰显了阶级文学理论的内在困境。     

《背影》个性化教学：引入生命意识

《背影》是教科书的传统篇目，关于此课的教学方法论述颇多。但笔者在备课过程中，却发现多数文章只是在“父爱”“亲情”方面纠缠，虽然在教艺上有很多创举，却未能真正深入地解读这篇文章的思想内涵。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感人力量，不仅仅在言说父爱和亲情，而且渗透了生命意识，而亲子之情也正是在这种生命意识中展开的。所以，在教学中，我重点让学生研读“父亲买橘子”这一高潮段落，再在对这一段落的品味剖析中，前后勾连，贯穿全文，解读这种生命意识下的亲情。     

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生同灭”的看法

在有的哲学教材和论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对立的阶级是“同生同灭”的;现在既然资本家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无产阶级也就同时不复存在。他们从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来说明这个道理:失去矛盾的一方,对方也不复存在。“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看法对不对呢?从哲学范畴上谈论这两个阶级的相互依存,当然是可以的。把“同生同灭”理解为对立阶级既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最终也都要消灭,原则上也是对的。但这只是对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