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知识分子精神乌托邦的幻灭到国民新理想的构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超意识形态的民族关怀

格非作为当代文坛"先锋作家"的代表,已经被"标签"了近三十年,尽管"江南三部曲"的问世,让许多研究者耳目一新,认为它体现了格非向传统文学的迁徙与致敬,但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方面还都是他叙事风格的转变及文论式的解读。本文放开创作模式不谈,仅从作品本身的文艺性、社会性、历史性的角度入手,融合古典文论的"意象"学说,以开放性的姿态,将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乌托邦打破、揉碎,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数千年源远流淌的"理想"文化长河中来,又间以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特征,剥离出格非等一代知识分子超意识形态的思考和关怀。     

格非《望春风》乡土美学的建构

《望春风》被认为作是格非的还乡之作,在对乡村记忆的返顾中告别故乡和农业文明,为逝去的乡村唱一首哀歌.在这过程中,格非对一代人物的追怀,对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与人物的裂变的洞悉,既与80年代众多乡土小说一脉相承,又构成乡村常与变的新的美学图景.具有现代性质的先锋叙事向传统叙事靠拢,合谋出一种知识分子叙事人面对...     

孤独的梦寻——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精神意蕴

20世纪90年代以后,格非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从80年代的那种注重形式的探索而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呈现了他对社会、历史、人类内在精神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在花家舍一百多年的风起云涌中洞悉了个人命运的浮沉和乌托邦梦想的大起大落。三代人为梦奋斗,却都被无法逃脱的、宿命般的孤独所围困,显现出了孤独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而乌托邦梦想的建构和崩塌的叙事,是格非在经历了重重精神困扰之后,自我抉择和精神升华的产物,用以对抗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以期人类在注定孤独的人生旅程中重新找到自我归属和人生价值,表现了对时代的叩问和超越。     

偶遇·蜕变·爱情——解读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女性生命话语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长篇小说一方面呈现了百年中国的乌托邦历程,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并以偶遇、蜕变与爱情为中心建构起女性的生命话语.偶遇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也将女性的命运推至历史无意识领域,揭示出她们受压抑的情感与心灵真实;三部曲中的女性从革命生活向个人心灵生活的回归,显示出女性精神的深层蜕变;女性爱情的不圆满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人类乌托邦理想的破灭.由此,格非完成了对现代历史境遇中女性生存意义的追问.     

从“隐身的江南”到“春风里的荒寺”——格非乌托邦思想轨迹刍议

乌托邦是格非小说中上世纪的核心问题,也是格非窥探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的窗口。在《人面桃花》及后续作品中,格非的乌托邦书写跟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乌托邦式思想至《月落荒寺》中的无乌托邦式思想,格非的乌托邦书写从先前偏离社会问题转变为突出社会现实,并借由怀疑乌托邦的存在问题,反思社会的存在问题。     

微观历史视域中的桃源梦想——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为中心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一种近乎微观历史的眼光观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揭示社会变革在两个层面的近乎悖谬的关系.作家不但审视了那些附着在历史车轮上的泥泞落叶般的个体的命运,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反思了一度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乌托邦想象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并在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近乎隐喻的关系中探索作为社会组织基本构成元素的人本身的沉沦与超越.     

从“诗言志”到“史言志”——《史记》文学发生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抒情,为中华民族写心。他自觉将“诗言志”的艺术观念移植到《史记》中,完成了从“诗言志”到“史言志”的转变。这正是《史记》文学性得以产生的根本。     

浅谈格非《山河入梦》中“乌托邦”社会构想

《山河入梦》作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本书选取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中“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至文革前夕的特殊年代,以谭功达与姚佩佩二人作为叙事主线,二人虽性格迥异但都在心底追求着“乌托邦”式的小岛“隐居”生活,最终梦想幻灭,一个在监狱里孤独终老,一个被缉拿归案后枪决。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心灵矛盾和精神迷茫,并对悲剧产生的不可避免性进行深刻反思。     

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

乌托邦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对当代乌托邦出路的探讨,在当前中国社会,具有理论认识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格非系列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表现了以陆氏家族三代人为主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与实践,以及失败的最终命运,对中国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情结予以现代审视;对乌托邦的一些核心理念,比如平等和自由,予以辩证思考;对乌托邦的当代走向寄予期盼。当代社会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展望,其实是对于人性复苏的期盼。抛弃虚幻的天国梦想,着眼当下人性建构,这是当代乌托邦的希望之路。     

探究《故乡》“三部曲”

鲁迅的《故乡》从结构上看,是从三部分安排的：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而从内容上看。文中包含了三大内容：故乡景,故乡人,故乡情。故乡景又有三个：一是现实中的故乡,一是回忆中的故乡,一是理想中的故乡。作者通过描绘故乡景写故乡人抒发了对故乡的情感。可以说是物异人非情不同。故乡人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最能表现故乡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的。     

梦、宿命与人性的觉醒——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精神追求

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精神深处都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可是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或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现实中,他们都无法获得一个完满的自我,反而总是处在精神震荡之中,于是他们追逐梦想的过程成为文学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精神探索之路。     

从“超然”到“介入”——论村上春树《神的孩子全跳舞》中的创作转型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以日本"阪神大地震"为背景,展现了日本普通民众在地震之后心灵所受到的震动。这部小说集第一次全面采用第三人称的讲述方式,在村上春树的创作生涯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与村上其他两部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一起被认为是村上春树创作的转折点,即从"超然"到"介入"的转变。     

论《金瓶梅》中“三姑六婆”的文学功能

《金瓶梅》中的"三姑六婆",既是独立的人物形象,也在小说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学功能。这包括沟通小说的内、外空间,为特定的单元事件构筑场景;通过干预和改变女性的遭际命运,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从外部角度切入女主角的日常生活,辅助塑造其形象,并影响她们的性格气质。     

格非《从面桃花》的寓言化叙事

格非的作品《人面桃花》跟以前他所写的小说的风格大不一样,在这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对于生命的缺憾,一种无从感知却又实实在在的空虚,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叙事空缺,同时,表现手法的模拟观照超越了历史成为了某种寓言。     

从“大地”重返“世界”的路上——《江雪》赏析

《江雪》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塑造了寒江独钓的老翁形象,寄托了诗人清高孤傲的情感思想,隐然见出他高怀绝世的人格风貌;表现了他以儒之浩然,纳佛之空灵,在空灵境界中,顿悟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豁然贯通于生命之中;体现了他从"大地"重返"世界"的努力。     

从格非“江南三部曲”中花家舍的变迁看百年中国的乌托邦谱系

乌托邦诗学是一个充满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命题,也是"江南三部曲"潜在的叙事动力。格非"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花家舍"这一典型乌托邦意象,通过对三个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处境的入微描绘,追问百年中国理想由生到幻灭的精神难题。在消费主义诗性匮乏的时代,"江南三部曲"中花家舍变迁所呈现出的百年中国乌托邦谱系,流动着对人类问题终极关怀的诗意的波光。     

从《开罗三部曲》到《平民史诗》——论马哈福兹家族小说叙事特征的演变

家族小说是马哈福兹多元化叙事模式中的一种,《三部曲》和《平民史诗》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作。通过对这两部作品叙事特征的对比分析,来探究马哈福兹搁笔前后家族小说叙事特征的演变及演变特点,这将有助于对马哈福兹叙事特征的整体把握,以此更好的解读马氏作品。     

从《文学与革命》到“革命文学”

鲁迅早期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认识主要来自于托洛茨基。本文比较苏联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者的观念,进而确认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源与托洛茨基的一致性。     

浮生背后的苍凉世相——以格非《春尽江南》中庞家玉的反现代书写为例

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向我们描绘了现代化社会的景象。透过女主人公庞家玉的视角,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一味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社会,在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还有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教育体系和法制程序的繁琐无用,以及与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相对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极度贫乏与脆弱等。通过从外到内地分析庞家玉,我们可以一窥格非在《春尽江南》中蕴含的反现代思想,并为当今社会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现代书写研究提供借鉴与依据。     

从《孔乙己》到《故乡》——叙述者的比较阅读

正德国文论家沃尔夫冈·凯瑟在《谁是小说叙事人?》一文中指出:"所有属于叙事艺术的作品都有一个叙事人。史诗、短篇、中篇小说和轶事都是如此。所有做父母的都知道,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时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份。他们必须放弃成年人的理智,使得他们眼里诗的世界和奇迹都是真的。叙事人必须相信这一点,哪怕他讲的故事能篇都是谎话。如果他不相信那是真的,他就不会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