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的双重人格

阮籍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生活处于矛盾状态之中，黑暗的政治局势使他救国救民，建功立业的“济世”志向无从实现。一方面不甘与邪恶势和同流合污，一方面又因无力与之抗争而转入“好老庄”追求生命的自然，全身避祸，由此体现出来的是其人格上的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儒道思想对阮籍"论"体文艺术风格的影响

阮籍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论体文体现了儒道思想对他的影响及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早期之论归本儒家,行文沉稳,论述严密,颇具儒者敦厚之风,后期之论则气盛调远,自然飘逸,尤显道家寥廓恢宏之貌.由此可见,文士思想之转变直接影响其文风的变化.     

文化的献祭：阮籍现象的文化省思

从文化学的视角关注文学现象,更能深入文学现象本质的探究。从思想溯源、玄学背景、生命情绪三方面省思魏晋风度,可以深入发掘阮籍现象的文化根源。     

论嵇康、阮籍政治思想的转变

高平陵政变是促使嵇康、阮籍政治思想转变的关键。阮籍、嵇康政变后顺着各自思想逻辑的发展，其对政事的理解和处世态度产生重大变化，从而直接开启了新一代士风。     

论庄子思想对阮籍的影响

阮籍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他的道家思想深受庄子的影响.阮籍以庄子的最高理想境界--"逍遥游"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又深得庄子批判精神的精髓.阮籍追求心灵的自由逍遥,批判束缚人身心的虚伪名教,但其实又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捍卫者.这是他与庄子最大的不同.     

论阮籍五言诗的成就

阮籍以其卓绝的创作成就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力创作五言诗,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发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丰富了五言诗的情感世界;大量运用比兴象征,开拓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论阮籍的时间意识

通过对阮籍作品中有关“时间性”感悟诗句的分析,阐释阮籍“时间意识”的历史内涵和深刻性,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并指出阮籍的《咏怀诗》突出并深化了生命的“时间性”这一主题,是中国古代诗人中从本体论上建立人生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探索者和表现者之一。     

阮籍思想的变迁

阮籍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三十岁以前为早期,思想完全是儒家,代表作为《乐论》、《通易论》;三十岁到四十岁为中期,他在纷乱的政局中受到种种刺激,由儒入道,回避出仕,转向隐逸,代表作为《答伏义书》、《达庄论》和《咏怀诗》;四十岁以后为晚期,他出任要职,支持司马氏,思想上杂取儒、道二家之精华,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此文表明阮籍既追求精神绝对自由,又欲建立事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人生哲学的归宿。     

阮籍政治思想新论

对于阮籍的政治思想，学术界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即亲晋和亲魏。本文认为，阮籍既不亲魏也不亲晋。在思想上，他对现实政治始终有一种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凭籍于知识分子理想之“道”，而非站在曹魏立场上是曹非马或站在司马氏的立场上是马非曹。在现实政治中，阮籍的济世思想不可能实现，为保全自身不得不与现实妥协，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论阮籍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阮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后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和评论阮籍，往往得到迥然不同的看法。研究阮籍的思维方式能从总体上把握他的思想，并能达到拓展和提升现代人思维水平的作用。     

矛盾阮籍的心理透视

阮籍的个性偏激疏狂,现实行为却圆滑世故;他毕生谨言慎行,理念上又执着地追求自然、任性;他时刻不忘标示自我,却从不打算走出现实权威的阴影。本文试图从阮籍的心理需要、性格矛盾、人格面具、人格缺陷等方面透视其矛盾的心理状态。     

儒家思想与阮籍创作

阮氏家族世奉儒学,家族子弟受学于宿儒,家族成员积极入世,这是阮籍钟情儒家的重要基础.阮籍曾对儒家思想做过深刻而透辟的阐释,他赞美"圣人""大人""君子"高尚道德的引领作用,推重儒家伦理纲常、尊卑等级思想对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在诗歌创作中,他向往古圣先贤,赞叹明君贤臣,表白高洁志向,嘲讽"礼法之士",而由于时代的变换,其诗风也呈现出由明快而隐约的变化.     

阮籍<咏怀>的生命关怀和抒情模式

阮籍<咏怀>诗的主题围绕诗人的生命关怀而展开,它起于对人生困境的思考,终于对精神自由境界的追求,体现了道家的生命价值观.这种生命关怀同时影响到<咏怀>的抒情模式和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抒情中融入哲学思辨和侧重表现生命体验,因而带有玄远遥深的特点.在直接抒发人生感受、描写自然物象和游仙类作品中,<咏怀>都有不同于前人的写法,从而推进了古代诗歌的发展.     

论阮籍哲学文本中的象思维

阮籍哲学文本的逻辑建构和文学文本的意象创造,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那就是继承《周易》"立象以尽意"而来的象思维,不同于王弼"得意在忘象"的以意为主的本体思维方式,凸现出的是感性、具体的"象"的独立价值,又以适合之媒介身份完成以象尽意的特殊功能。通过《通易论》和《乐论》两则哲学文本的细读,挖掘象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并以此思考文学文本中意象创造的思维惯性。     

阮籍赋体创作思维考论——由与张华《鹪鹩赋》之关系及阮籍的赋创作作时契入

由于阮籍与张华<鹪鹩赋>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辨前者之全部赋作的内在联系,发现阮赋及其赋体性作品<大人先生传>的创作始末,恰与司马氏从开始篡权到定局之年限相一致;由<东平赋>作时考辨发现阮籍后期"不与世事"、谨慎自保实为苦闷待"时"的真相契入,其将自己宏大人生追求境界寄托于赋体创作,以赋体创作作为其较为直接的、现实时代社会理性批判的重要武器,可见其"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乃赋体创作思维.     

论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

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阮籍在曹魏晚期参与编纂官修史书《魏书》,而编写《魏书》也成为他创作《咏怀》诗的契机。就诗歌内容而言,亲历魏晋政权更迭的经历形成了阮籍盛衰无常的历史观,在创作时他将这种历史观注入诗歌中,使其《咏怀》诗充满了无常之感;由于史学素养深厚,阮籍常用史学家的时空观念来思考人生,从而使其诗歌充满了时空感;此外,阮籍还以诗论史,使其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史鉴意识。就诗歌形式而言,由于文史兼通,他在创作时有时会模糊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史书的体例引入诗歌中,从而形成叙、论结合的创作模式;在阮籍之前,汉魏文人多用“语典”,极少采用“事典”,由于精通史籍,他在诗歌中开始大规模运用“事典”。     

其歌也有思 其哭也有怀——阮籍诗歌中的创伤体验

文学作品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转换状态,而作家在生活中的痛苦体验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源动力,更是形成其作品独特风格的根源。从创伤体验的角度来阐释阮籍《咏怀诗》的发言玄远的艺术魅力,以求能在他传统任诞不羁的形象中寻找一个新的阮籍。     

阮籍咏怀诗的感伤特质

感伤是阮籍咏怀诗的基本特征之一。阮籍咏怀诗与建安诗歌的感伤主题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其诗的感伤特质主要通过直言悲愁、感伤的物象、声音的渲染三个方面来表现。探析阮籍诗歌感伤特质的内涵、成因、影响,也可窥见古代文学感伤脉流的变化乃至文学风会的变异。     

阮籍五言咏怀诗研究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史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开启了文学自觉的大门,文人学士开始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此时以道家为基础的玄学开始兴起,清谈之风、隐逸之行、追仙服药等山林行为越演越烈。竹林七贤为这一时代最为著名的团体,而其中又以阮籍为代表。宋长白在《柳亭诗话》中说:"建安七子之后,断推阮公第一"。阮籍的诗文中以他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为主,在这些诗歌中反映了阮籍的个人气质和包围他的时代氛围。     

阮籍《咏怀诗》与《小雅》《离骚》的关系

阮籍的82首五言《咏怀诗》渊源一直以来颇受关注,以梁代钟嵘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咏怀诗》源自于《小雅》,以清代何焯为代表的一些人则认为《咏怀诗》源出于《离骚》。探讨角度不同,因此结论不同,从所呈现的雅正精神以及创作主体忧生之嗟的思想、时代背景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与《小雅》的渊源关系,从以美为美、以恶为恶的审美倾向选择与"诗缘情""发愤以抒情"的创作动机方面来看,《咏怀诗》则与《离骚》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