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学之改造——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专著。书中详细记述了其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容的概述,简要介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学的改造。     

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史学的过渡--读《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贵族性的特点,点出了私人著史和官修史书的缺点,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史＂的定位、史学范围的划分,以及对大的历史背景的注意。同时介绍了历史学的主干－－史料的研究方法,在这其中,体现了当时中西方思想碰撞下的中国史学过渡时期的探索和矛盾,渗透出梁启超的史学精神和民族情感。     

梁启超的史料观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浅谈梁启超的史料观

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对史料的分类,史料的搜集与鉴别作了详尽的表述,这体现了梁启超全新的史料观,为当今治史者的研究提供了极高的借鉴价值,也对当今史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述评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重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家.他提出了历史存在发展规律的观点,但他否定历史因果律,提出"互缘"说.对历史进化论也产生动摇.他认为归纳研究法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在整理史料上.梁启超在史学的认识上有他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他的史学认识论、史学研究方法等,较之前人都有质的突破.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述评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重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家。他提出了历史存在发展规律的观点，但他否定历史因果律，提出“互缘”说。对历史进化论也产生动摇。他认为归纳研究法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在整理史料上。梁启超在史学的认识上有他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他的史学认识论、史学研究方法等，较之前人都有质的突破。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县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极负盛名的新学先驱,现其一生治学,广博丰硕,新论选出,然考其学术研究的轴心则为历史学。诚如其友林志钧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高于史是现已。”①的确,梁启超的学术研究虽以“务广求博”称闻于时,文、史、哲、经均有所涉猎,然史学是其所长,影响亦最大。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史料学和学术思想史等方面建树颇多,并开拓了一系列…     

影像史学与中国教育史研究——以教育影像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影像史学是史学发展的新动态。从影像史学的学术背景、学术主张和学术价值来看,将影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教育史研究,对教育史研究思路的扩展和教育史学科地位的提升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以影像为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尝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显不足。以教育纪录片为例,视觉史料、听觉史料和档案史料,对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都有着重要价值。因此,不仅要认识到历史影像在史料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更要充分发挥影像史学的理论价值,积极推进教育史研究的发展。     

梁启超史学改良述评

梁启超通过对古代史学思想、史学编撰方法以及对史料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刻批驳，指出其貌似发达的传统史学，其实质无益于国民，并在西方史学理论基础上，对史学近代化从它的任务、史料、方法、撰述以及与他学关系上具体探讨了新史学的创建，为史学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新高考历史复习中应加强史料教学“三化”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龆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有句名吾“史学就是史料学”。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学工作者总是根据史料来认识和重构历史事实的,通过史料呈现历史事实,认识历史、揭示历史本质。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要求做到“沦从史出,史论结合”。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一史学史总是受到史学理论提出的时代课题的激励。体现着史学理论的当代性,史学理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史学史的认识就进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史学史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和史学理论的进程相一致的,史学史的演进体现了史学理论的演进。近代史学史的产生,充分说明这一点,如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就是在近代史学理论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之后发生的,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之后,才有资产阶级的新的中国史学史的出现。梁启超首先提出要做中国史学史,至少应该包括四部分:一、史官;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

梁启超创立的新史学对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形成的漫长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史学理论的继承时期,新史学思想的酝酿时期、形成时期、完善时期。每一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都有其独特的光辉点。     

简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人常常注意到现代中国史坛主要被两大史学流派——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把持。史料学派忽视理论的重要性,于是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史观学派则过分强调理论作用,习惯于用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代替具体的史学研究,看问题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但是在这两个尖锐对立、各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题

在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对有关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如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料考证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史学在新时代的经世致用等,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革新了旧的史学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播和发展.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和谐：史学方能安身立命

历史学的本质就是一种和谐。时下的中国史学实践活动,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偏重史料、学术性和专家史学,已经成为影响史学安身立命的一大问题。因此,需要动态地分析和鲜明地主张史学理论、历史社会功能和大众史学,明确方向,形成史学整体的和谐格局,推进史学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所欢迎。     

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论略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为史学研究的专论,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论有很多共通之处,然治史之心得却各有侧重。梁启超认为治史"贵专精不贵杂博";李大钊则认为"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而钱穆则认为"治史所以明变"。"专精"、"贵通"、"明变"是他们分别总结的治史经验,对当今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史识修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