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农民污名化研究

中央政府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也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农民是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但在传统社会,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农民身份长期遭受污名化待遇。农民身份污名化体现的是封建社会及其思想影响下的一种社会不平等,是公民权利不平等在社会职业身份上的体现。对此,大家要从思想观念、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入手进行农民身份的去污名化。     

流失与更替:工人、农民数量与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82-2000年中国工人、农民两个职业的变化情况说明,这两个职业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主要体现为:(1)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2)原来的工人大量流失;(3)农民与工人职业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4)工人、农民身份的变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紧密联系.目前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存在着比较大的隐患,如果对这种模式的缺陷认识不足,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因素.     

从农民身份的变迁透视我国农村政策的人本取向

身份是一切社会形态中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和基本社会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身份随着政策的变化先后经历了翻身农民、国家农民、社会农民、新型农民等发展阶段。农民身份的变迁主要是由党的农村政策和实践决定的,是国家法律制度等规定和安排的结果。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政策中的人本实践,对于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培育新型农民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就地市民化道路探索——以德州两区同建为例

新一轮城市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火车头”,是协调工农和城乡关系的“融合剂”.而农民市民化作为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相协调的重要机制,不仅体现在居住环境、职业身份的转变上,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属性的转变与社会意义的重构.德州两区同建的有益实践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就地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启示.     

我国刑法中国有单位受聘人员身份探析

刑法中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受聘人员的身份问题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存在很大争议,而身份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行为的定性.尽管在形式上刑法中的特定身份可以表现为个人要素,但实质上却体现为行为人对特定行为的特殊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因而,实践中对行为人行为性质的认定与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没有关系,而在于行为人对特定行为是否具有特殊认识与控制能力的资格.     

试论班主任的角色意识

<正>班主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班主任,要在各方面不断地完善自己,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具有很强的班主任角色意识。 一、什么是班主任角色意识 就广义而言,角色是指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人物;就狭义而言,则是专指人们的个体身份。 角色意识则是自己对自己身份和工作的认识以及支配自我言行的主观思考。可以说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互相体现出来的一种综合意识。     

女性视野下的乡村现代文明进程——读周喜俊的《我的幸福谁当家》

周喜俊出生于河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她也因此把创作视野牢牢锁定在这里。为农民而歌,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使她的"歌"声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这体现在她对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在她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对乡村的城市化进程的思考,中国农村到底要走向何处?农民的幸福在哪里,农民的幸福由谁来当家呢?在这部《我的幸福谁当家》的最后,她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士人的族群意识——以金梁和惠兴为考察中心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喧嚣中,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子弟金梁和惠兴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金梁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统一在了一起,而惠兴则选择开启旗营民智,与大汉族意识相抗衡。金梁、惠兴在清末杭州城的举动,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中八旗士人阶层的思想和认识,对他们言行和思想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清末八旗士人阶层自我身份的认同。     

论伍慧明《骨》中文化身份的空间定位

在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骨》中,空间书写是作者建构华裔文化身份的手段。小说中不同世代或背景的华裔对于唐人街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他们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所做出的选择。就小说而言,老一辈的华裔移民宁愿固守在唐人街的狭窄空间中,体现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留恋。新一代的华裔却对唐人街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两位妹妹在困境中选择了死亡或自我流放,体现了她们对于身份的困惑。而小说的叙述者莱拉最终在出走和坚守之间做出妥协,选择在华人社区与白人社会接壤的边土地带生活。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不同人物的空间选择,深入剖析空间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边土地带对于华裔移民建构混杂性文化身份和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转化

农民身份转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数亿农民的身份转化已成为关系中国现代化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使中国农民身份转化面临诸多困境。表现在：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造成了农民身份转化在方式选择上的困境；农民身份的被给予性和二元社会结构构成了农民身份难以转化的体制性障碍；农村流动人口难以实现对流入地的社会认同影响了农民身份的转化；农地流转的不畅也限制了农民身份的转换。因此，中国农民的身份转化，不仅有赖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更离不开农民自主性的发挥和国家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