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应反映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从两岸三地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马可波罗的叙述谈起

几乎每部介绍元代历史或中西交通史的书籍都会提到马可波罗 (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 ,1 2 54—1 3 2 4年 )及其举世闻名的游记。但早在 1 9世纪 70年代 ,学术界就有人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不少遗漏 ,如英国的亨利·玉尔 (ＨｅｎｒｙＹｕｌｅ ,1 82 0— 1 889年 )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曾指出波罗遗漏了诸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汉字等足以反映中国特色的事物和风俗① 。 2 0世纪 60年代 ,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傅海波 (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ｒａｎｋｅ)在其《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一文中 ,…     

越南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国书写与形象建构

本文对越南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进行分析、解读和归纳。教科书世界史部分展现出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英勇抗击列强侵略的近代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中国。为了迎合越南民族主义发展的需要,教科书越南史部分在对古代中国的书写过程中,将中国描绘成“北方侵略者”的负面形象。通过梳理教科书的中国书写与形象建构方式,以期展现当代越南青少年“中国观”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为今后如何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沟通与理解提供启示与借鉴。     

蒙古国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

蒙古国是中国北方重要邻国,而对蒙古国的历史教科书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蒙古国现行6—8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介绍了从夏朝到清朝的中国古代历史。总体上看,蒙古国现行历史教科书展现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且作为定居的农业文明中心存在的文明古国。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国历史教科书在记述古代中国的历史时尤为重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对元朝的历史定位、清朝在外蒙古地区的政策的负面评价等,显然是蒙古国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对于蒙古国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形成对中国的认知会产生根本性的持久影响。中蒙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考虑到历史教科书对青少年形成他国认知的深刻影响,展开有关历史教科书的交流合作,在聚同化异的基础上达到互利共赢。     

民族认同视阈下的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以“明清易代史事”书写为中心

民国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建构和传播民族认同观念的重要渠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主要从明朝的衰落、清朝的勃兴、清初内政、清初扩疆等方面阐释明清易代的史事,它具有构建民族认同的特定需求。除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外,这种特定需求还反映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论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共生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并不相悖,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不成熟的反映。     

中学历史教科书应重视传统体育内容——以山东省现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

山东省自2004年秋季开始实施了新课程改革,高中历史和初中历史分别选用了不同的版本,其中对于传统体育的内容反映,不仅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状况记述过于简约,反映不出中国古代体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而且对新的学术观点和结论吸纳也过于谨慎.建议在中学历史课本中适度增加传统体育内容,重视对于体育史研究新结论的吸纳,在低年级历史教科书中增加传统体育娱乐活动内容的比重.     

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中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为例

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政治、经济风云变化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中学地理教育逐渐走向规范化、成熟化的关键阶段.将这段历史时期分为清朝末期、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中国地理》教科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表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中国地理》教科书从传统地方志大而全的思想中不断挣脱,逐步开始向现代教科书形式的转化.这种转化不仅表现在教科书内容的选择、表述中,也体现在图像和作业的类型、形式中.在这一过程中,地理教科书的“地理总论”部分分量减小,内容简化;“本国地理”初高中开始分化,区域思想加强;教科书的呈现日趋合理,图像增加显著.总体而言,本时期《中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地理教科书向真正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迈进的步伐,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在淮北师范大学中学历史教师“国培班”上的讲稿

大约是从去年10月开始,教育部启动中学教师国培计划。政府已经意识到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之一。中西部的很多师范院校接受并实施了该计划。张广智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界公认的西方史学史专家,但他为初中教师讲课的效果非常好。因此我们特约张先生撰成文字,以使更多的教师受益。能够参加国培计划的教师是少数,希望这些教师回到本地区后能够将学习所得传播开来。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一流专家、学者关心中学历史教学,这是历史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行,关注史学研究成果的人会越来越少;历史教育也不会成为公民素质的教育。     

两次“学习”运动与建国前后的新中学历史教科书

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门学科，“历史”对于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们来说，首先是一门课程。其最具体的化身就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的这种现代呈现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其传统形态一脉相承，如经典历史著作的借鉴、训诫色彩和官方正史的权威性、规范化都能在现代教科书中觅得踪影。教育和规训恐怕是历史学的天性，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新史学”的登场，就多兼有启迪民众、改造社会的角色使命，历史课堂上则被要求“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或者“由历史事实的启示，研讨政治社会改革的途径”。具有强烈现实参与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是鲜明体现了历史学的教育色彩。     

时代镜鉴:新学制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1922年新学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具有民主主义与世界主义色彩:注重社会文化史,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与倡导发展个性,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采用白话文、中外历史混编等形式。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新学制形存神消。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突出历史教育的主体价值,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对认识中国教育与教科书编写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记忆与书写:中国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1938-2014)

教科书是形塑和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作为日本侵华暴行的典型,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即被写入中国教科书并延续至今。80年多来,不同时期中国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在抗战动员、审判日本战犯、揭露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日、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或淡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以及国家公祭等不同语境中,被重新整合与诠释,其书写内容、角度和方式均有所变化。这并非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发生了改变,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不断深化。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新时代中国教科书南京大屠杀历史书写的使命。     

香港中国历史教育注重品德教育的启示——以《新理念中国历史》为例

回归后的香港中国历史教育注重公民品德教育。历史教科书在编排形式、栏目设置和练习设计等方面突出品德教育目标,注重道德素质教育和培养健全的现代公民。内地教师可从中获得启示,加强中学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     

处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动脑筋”题的方式

为了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每一课的编排中都编排有一定数量的“动脑筋”题,处理好这些”动脑筋”题．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大有裨益。在课堂上处理这些“动脑筋”题时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下面以《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为例,谈谈自己的几点做法。     

“近现代化”观念下书写的历史教科书——以费正清编写的历史教材为例

一、引言“现代化”modemization,意指tomakemodem,即“成为现代”。‘Modem’具有表示时间的含义,是‘0fthepresentorrecenttimes’,原意是“现世的”或“现代的”,“近世的”或“近代的”;‘modem’一词除了表述时间外,也有“时新的”（new,up-to．date）、“...     

民国初中历史教科书关于近代农民起义的表述探究——以“国定教科书”为中心

近代农民起义作为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事件,是历史教科书中的重点内容。民国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对近代农民起义的表述与现行部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有很大不同。文章对民国时期“国定教科书”[主要是《初级中学历史（第四册）》]中有关近代农民起义的表述进行了深度探讨,挖掘其时代价值与历史局限性,以丰富读者对民国初中历史教科书的认识,并为教科书的编写和初中历史教学提供参考。     

新世纪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结构——以国标本、上海本、港台本为中心的分析

教材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材结构研究是教材设计最优化的奠基工作.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通常划分为外部结构、内部结构两方面,亦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两部分,但均局限于平面式思维而未体现出教材结构的层次性.新世纪出版的国标本、上海本、港台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与过去相比,在内容结构和程序结构上均有很大进步,如新增了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史的内容,古代史中还穿插进乡土史的内容等,使历史更加贴近社会生活,拉近了历史与现实、与学生的距离,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在形态结构上变化甚大,且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表现为课文类型增多、基本课文构成部分增加、课前提要和图片设计有所创新等,活动与探究性课文成为课程形态变化的最大亮点.新世纪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这些变化,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培养学生参与意识、探究和自学能力,都会有所帮助.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重视历史教科书的文本阅读——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为例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活动的依据。引导学生对历史教科书的文本阅读是充分开发和利用历史教科书这一基本课程资源,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历史学习的过程,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发展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