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分离:三级组织二级管理模式

大学里同时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这两种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对于大学学术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三级组织二级管理架构的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配置与运作的模式,可在学院层面分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把行政管理工作集中在学院,把学术管理工作下放到系。在此基础上,在三级组织体系下分别实现校—院两级的行政管理和校院—系两级的学术管理,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落在不同的作用面上。由此从系统架构和制度安排上避免两种权力的互相干扰,保证各自的高效运作。     

论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下二级学院权力运行及其规范化

当下国内一些教学研究型及其以上层次的综合性大学绝大部分已在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二级学院的自治权正在快速跃升。二级学院实体性增强后引致的权责失衡、学院权力的官僚化、利益化、经验化等问题已初露端倪。二级学院权力的规范化是校院二级管理模式达到其理想状态的关键,二级学院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离不开学院内部民主管理后的自我约束,更离不开自上而下的监督与激励。     

大学管理中教师的“失语症”及其根治

大学的学术性决定了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教师在大学管理上的绝对权力。我国大学具有典型的官僚组织特征,它导致了大学教师地位下滑和大学教师参与管理有名无实;学术官僚化进一步导致普通大学教师丧失学术话语权。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是大学教师治校的根基;大学自身的"去官僚化"是大学教师参与大学内部管理的前提;教师工会和教授会是实现大学内部管理权力制衡的现实选择;学术委员会的合法化是大学回归学术本位的途径;学术权威的"去官员化"是繁荣学术的必要条件。     

我国学院学术委员会权力:内容构成、逻辑定位与运行机制

学院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二级学院内的最高学术机构,享有学院学术事务的自主管理权。学院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分为学术判断权和审议咨询权,且具有不同定位:学术判断是学院行政决策的直接依据,审议与咨询意见是学院行政决策的重要参考。性质差异和定位不同决定了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判断权和审议咨询权有着不同运行方式;与此同时,学院学术委员会权力行使需受到程序规制,以确保权力健康运行。     

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的文化藩篱与实践导向

中国大学由于受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制约,大学行政权力泛化倾向突出,学术权力长期被压制,去行政化成为当前大学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去行政化要求大学管理改革深入到文化层面,其核心是围绕学术组织配置权力结构,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和学生的参与权利,使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更好地为学术事务发展服务。     

高校二级学院以专业职级取代行政职级改革的障碍与突破

推进高校二级学院以专业职级取代行政职级,突显二级学院作为教学科研组织的专业性质,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探索。倡导高校以二级学院为主体,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需要以大学章程建设为统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推进"院为实体"的改革,完善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制度,健全二级学院用好办学自主权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完善职员晋级的纵、横向通道,破除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分布式领导理念下的二级学院治理路径探究

积极推进二级学院治理对实现大学善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受科层式管理、传统治理的影响,当前二级学院治理面临结构不合理、权力失衡和文化缺失的困境。分布式领导作为一种新型领导理念,为完善二级学院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为完善二级学院治理,学院应建立起多元共治、分工协作的扁平化组织,在外处理好与学校和政府的层级关系,在内要平衡政治、行政和学术三大权力关系,同时通过制度安排和价值引导推进治理文化建设。     

从内部治理结构视角看大学校院二级管理改革

大学实行校院二级管理是大学回归本质和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校院二级管理关键是把大学部分学术权力下放给二级学院的学术人员,二级校院管理改革的基础是大学组织变革。只有调整二级学院设置、调整校院行政人员比例和健全二级学院组织,才能顺利地实现权力从学校向二级学院下放。     

基于学科组织的高校二级学院领导管理体制架构研究

我国目前建立在党政联席会基础上的高校二级学院领导管理体制,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政分工等老大难问题,但还存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分离、教学与学工不能有机统一,科层制下学术权力的边缘化等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就是将学科嵌入到当前高校二级学院领导管理体制架构中,实现学科的建制化,建立基于学科的扁平化矩阵式高校二级学院领导管理体制。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议题的省思

我国高校的行政化不等于官僚化,它的部分问题恰恰在于由官僚化体制的不足而带来的权力约束不足,以及权力运行的随意性。由于现实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间界限模糊,去行政化的要略在于:一方面,需要减少日常工作管理中过多的行政性繁文缛节;但另一方面,在有关核心正式制度环节上,反而需要强化程序的规范性和对行政与学术权威权力运作的刚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