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料观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

文章通过从老一辈马列主义史学家前伯赞对史料的重要性的关注、对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的正确阐述、对史料学研究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对古典文学作品中史料的发掘和探讨等四个方面。深入地探讨了翦伯赞的史料观；并评价了翦伯赞的史料观及其对史料学方面的探讨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及其对历史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文科的发展

梁启超给南开文科历史班所上的第一门讲演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南开及其文科有深远的意义。     

浅谈史学之改造——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专著。书中详细记述了其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容的概述,简要介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学的改造。     

梁启超的文体观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唯小说独尊,他对小说的本体性关照,引发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小说由此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梁启超把小说置于其它文学体裁之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由雅向俗的发展趋向,而这种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梁启超的文体观中有突出表现。     

梁启超的文体观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唯小说独尊,他对小说的本体性关照,引发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小说由此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梁启超把小说置于其它文学体裁之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由雅向俗的发展趋向,而这种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梁启超的文体观中有突出表现。     

荣孟源的史料观初探

荣孟源在长期的史料工作中形成了其系统而独特的史料观。在史料的搜集方面求新、求全、求实;在史料的鉴定方面从来源、制作、形式、印章等入手,在史料的编纂方面不拘泥于形式,坚持价值第一。     

梁启超、钱穆历史人物研究之异同

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都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叙述,但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却不尽相同。对历史人物的分类,梁启超较传统,钱穆较新潮;对历史中少数人作用的看法,梁启超体现着一种矛盾史观,钱穆则是一种英雄史观;对于研究历史人物作用的看法,梁启超强调了时势造英雄,而钱穆则强调了英雄造时势;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梁启超强调二者的平等地位,钱穆则强调文化对其他领域的主导作用;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侧重点问题,梁启超同等看待事业成功或失败的人物,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钱穆则更为看重失败不得志人物的作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     

梁启超“史之改造”初探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贡献最大的是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其史学思想集中表述,对历史学界、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巨。他批判"旧史学",首倡"新史学",他提出的史之改造方法为今日史学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梁启超受众观研究

作为著名报人,梁启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对受众的构成、素质、角色以及传受者之间的调谐等方面都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受众的理论。这与当代"受众中心论"不谋而合,具有理论上的超前性。     

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的思想与人生观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思想以及来自日本的影响。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以明治维新为样板，提出了一整套的变法理论。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通过阅读日文书籍，系统地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但随着对日本的观察、了解日益深入，他发现明治宪政存在着种种弊端，逐渐倾向于英国式的虚君制。进入民国期以后，梁启超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感到失望，批评日本的近代化是“路走歪了”。     

梁启超易学观述评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比较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易学观。他认为,《周易》经传首先需要进行“辨伪”研究,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宗旨。在总结清代易学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梁启超的易学观对于当下的易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     

析梁启超的报人观

梁启超的报人观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推崇报人的社会地位,赋予其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竭力倡导报人的职业道德,要求报人要立论以公,杜绝党争;十分看重报人的业务才能,要求报人应具备向导国民,匡扶政治之能力;政治家的特殊身份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对于报人的要求,不唯从报人职业的角度考虑,而是始终徘徊于报人与政治家之间。     

梁启超的书学观及其贡献

在近代书坛,梁启超不但精于创作,更以创造性的书学研究成果饮誉书坛.他不仅开拓了书法美学的新领域,而且展露了建立书法学科的意识和勇气,从而使其书学理论具有了现代色彩.     

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粱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他对社会主义以及在当时中国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基于宪政改革的政治立场，他没有真正懂得科学社会主义，也坚决反对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于促动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探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梁启超的国家观

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危险局势下形成的。梁启超认为,国家应具有独立的意志,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和个人之上。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分水岭,他的宪法、议会、自治等宪政制度设想在此前和此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

作为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一直活跃在中国思想舞台的中心。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梁启超重视文字阅读的普及,建立了“识字——阅读——理性”的逻辑关系;重视女性,肯定女性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方面的重要作用;还强调要培养幼童的廉耻观。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中国落后的儿童教育;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儿童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儿童教育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