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

士大夫议政成为风气,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根据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道德观念,宋代士大夫议政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并不稳固。针对越职而言、出位而思的行为,宋人态度因时、因事、因人不尽相同,且经历了挑战、调整、重释。尽管越职而言始终被严格限制,但在道德激励、舆论同情、甚至君主包容下时有发生,而且制度中也保留了一定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至于出位而思,宋代士大夫通过学理上对"位"的再阐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伦理,使士大夫议政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可。     

以书为礼:明代士大夫的书籍之交

依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结合其他史料,探讨明代士大夫间以书为礼现象,发现:第一,以书为礼是明代士大夫日常交往的普遍行为:赠书者多为中上层士人;所赠书以家刻本和官书为主;以书为礼是双向的,体现了礼尚往来的原则。第二,明代士大夫普遍以书为礼的主要原因有:受传统上诗文、图书赠送的影响;明代中期以后出版业发达,刻印图书更方便;书是雅礼之一,符合士大夫对礼物的期待;明代历日颁发制度导致赠送历日成为特权阶层联络感情甚至贿赂的普遍选择。第三,明代中期以后以书为礼现象产生了异化:一方面,代表雅礼的书帕徒有其名,书帕仪(金)才是礼物的真正内容;另一方面,官场上赠送的书帕本往往是些校勘不精、质量低劣的图书。考察明代以书为礼现象,有助于拓展和加深对传统文献学的认识。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礼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作为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礼,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要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礼自身在来源上所带有的"天人合一"的特征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罩上了顺应"天理"的神圣光环;礼自身追求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贵和"思想和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规定了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官员处理各种司法案件追求的最终结果和终极目标...     

法观念视野中的中西法律文化之不同

法律文化是"法律中的文化",在法观念的视野中,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深入地认知和把握中西法律现象的异同及其深层结构的差异,汲取精华与营养,从而推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外来法律文化的中国化.     

由“纳仁入礼”走向“援法入礼”——荀子的礼学思想探析

孔子改造了古代宗教的外在礼仪形式,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思想体系,从而奠定了儒家的＂礼＂学思想。荀子师法孔子,继承了孔子以＂礼＂治国的思想,但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批判总结并再次进行融合,最终使＂礼＂由＂纳仁入礼＂走向＂援法入礼＂。     

《苟子》“礼、法”思想试探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显著特色。荀子的礼法思想奠定了中华礼法文化的基本范式，后世的儒法合流、王霸杂用思想可以从中找到初步然而是较为清晰的影子。荀子的礼法并重思想昭示我们，全面把握人治与法治、教化与强制的辩证关系，既反对片面的伦理主义，也反对片面的法治主义，是为政者所应时时注意的。     

在盗贼与皇帝之间: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君主的评价

明末清初,明亡和满族权贵入主中原,对整个汉族统治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冲击甚大。士大夫就明亡原因进行了探析,重点关注了君主问题。以圃亭、梨洲、亭林为首的士大夫认为君主是导致社会动乱和明亡的罪魁祸首,君主被认为是盗贼;而以王夫之为首的士大夫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或不成体统,是由于君主专制崩溃所致,由此,君主被认为是神人之主。     

法观念视野中的中西法律文化之不同

法律文化是“法律中的文化”,在法观念的视野中,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深入地认知和把握中西法律现象的异同及其深层结构的差异,汲取精华与营养,从而推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外来法律文化的中国化。     

入世:促进中国法律观念的变革

WTO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公正、开放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入世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充分认识入世对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冲击，主动运用WTO规则促进中国法律观念的变革，有助于实现法治现代化，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试析北宋士大夫文官政治与政党之争的关系

北宋政党之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本文尝试从北宋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内部着手,研究文人自身的特点以及文官官僚体系环境造成的影响,探究政党之争之所以发生的起因.士大夫文官政治是政争的源泉和推动力.     

对北宋"盗贼重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分析法律的"效率"导向,旨在考察特定法律是否达到预定的社会目标。文章通过对宋律"盗贼重法"从设立到废除的考察指出,尽管特定立法的社会目标在于降低犯罪率,但如果法律制度出现过量供给,而打破良好秩序所必须的制度均衡时,这种制度供给就是无效的。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试论农业对宋代小城镇发展的影响

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化生产趋势和加强和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刺激了小城镇经济的迅速崛起。因此，在宋代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农业起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辩证否定观视角下法制与法治关系的动态考察

法制与法治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一个环环相扣、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故要考察法制与法治的关系,就需要在法制与法治各自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以辩证的否定观为视角,分析两者发展过程的差异性与同质性,动态地把握法制与法治的关系,找寻两者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我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宋代秘密宗教治理背后的法律调整

北宋时期的秘密宗教法禁政策,继承了唐律中＂造妖书妖言＂和五代敕令中＂夜聚晓散＂的规定,发展为＂夜聚晓散、传习妖教＂的罪名,并把禁止妖教的法令从地方法规上升为中央法规。方腊事件后,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吃菜事魔＂条法。宋政府对秘密宗教的法律治理,深刻反映了宋代官员的地方治理政策。     

北宋俘虏军法研究

北宋的俘虏军法分为两种,一种是成文法规,另一种是皇帝、统军将领在军事行动时颁布的诏令或口头命令,二者都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北宋俘虏军法规定,宋军依法抓获俘虏会得到钱物或官职等奖赏,不按照规定抓俘虏或私自处置俘虏则会受到处罚。北宋俘虏军法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五代时期军纪败坏的情况,对于维护宋军纪律、提高宋军作战的积极性、保障俘虏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周代乡饮酒礼与乐诗运用略探

周代的乡饮酒礼、乡射礼中演出的乐诗分为“升歌”、“间歌”、“合乐”等三个阶段进行,而且每个阶段的演出形式都不相同,演出的乐诗曲目也不同,但表达的主题都与敬亲忠孝友爱团结有关,非常符合宴会欢乐喜庆的场景氛围。乐诗通过诗意和音乐温馨的情感魅力,表达主人对宾客友好与赞美,强化群臣之间的亲和关系,达到交流感情的目的。     

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

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