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康有为岭南讲学中的“董氏学”思想探研

康有为戊戌前的岭南讲学中,有大量关于＂董氏学＂思想的阐述。他指出了＂董氏学＂在儒学思想学术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认为＂董氏学＂与孔子＂改制思想＂和＂微言大义＂有密切关系。他还着重说明了＂董氏学＂的入门途径。康有为讲学中的＂董氏学＂内容与其《春秋董氏学》的成书也有密切关系。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春秋战国”与“夷夏之辨”

作为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同步的一个文类,晚清域外游记突出地体现了"过渡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从"天下"走向"世界",时人经历着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体验,游记中的"春秋战国"和"夷夏之辨",描述了传统精神理念在面对西方文明尺度时的自我调适。洋务派官员和出洋使节对"春秋战国"的认同和借用,为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转变为现代的对等国际观念提供了契机,表明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正在萌生。在"夷夏之辨"的相关叙述中,传统的"夷夏"观依旧牢固,但夷、夏之间的位置有时也会发生翻转,这缘于"夷夏之辨"本身的丰富意涵,以及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     

急进之痛:康有为变法思想中的速成与简化倾向

在晚清政体改革过程中,康有为始终不渝地坚持君主立宪模式.从表面上看,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温和而保守.而事实上,他追求的是以急进与偏执为表征的"速成式变法",并因此直接激化了上层的权力斗争,促使戊戌变法走向戊戌政变.     

浅谈董仲舒"大一统"、"三统"理论与汉代史学观念的更新

本文与以往对汉儒董仲舒所持批判态度不同,着重分析了董仲舒进步的史学观点.为了追求国家安定、社会发展,董仲舒从促使政治进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一统理论与"三统"学说.这些学说在汉代史学观念更新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末革命派的夷夏观新探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了洋人的朝廷。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知识精英借助西方的种族理论成功地论证满汉之别,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之辨",从而为革命排满制造了舆论。     

晚清国粹潮流中的章太炎与刘师培——交谊·学术·思想

章太炎与刘师培都是晚清国粹大潮中的大师级学者和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二人学术造诣深厚,志趣相近,在交谊上经历了从友善到分道扬镳的过程.对于刘师培背叛革命,学界聚讼纷纭,但大多忽略了章太炎的责任.在学术上,二人致力于驱散儒家经学的神圣光环,开创了近百年来理性研究经学的先河,此外,对近代诸子学、史学等学科也颇有贡献.在思想方面,二人均以国粹派学者信仰无政府主义,并将分属于保守和激进的这两个范畴相辅相成地结合起来,这反映了其思想的深邃,还是矛盾?实在值得深究.     

《公羊传》的特色和清代的《公羊》学

<公羊>学是儒家今文经学的中坚,相对于古文经学而言,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学术风貌.<公羊传>的核心是"三世说"和与之相为表里的"大一统"理论.清朝中叶,今文经学复兴,就是以<公羊>学的再度兴盛为标志.清代<公羊>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常州学派的<公羊>学复兴时期,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公羊>学改造时期和康有为为代表的高峰时期.其最突出的特征,一是继承汉代<公羊>学微言大义学说,二是注入了进化论和变易思想,三是不断加强的经世致用精神.作为中国传统经学的最后一位今文学大师,廖平<公羊>学的出发点并未脱离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宗旨,只不过他更热衷于"思想"的建设,企图用"思想"来代替行动.其特点,一是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宗旨,二是以笃守今文家法.复明两汉师说为旨归.在晚清<公羊>学中独树一帜.     

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发展脉络初探

一、中国艺术歌曲的萌芽期 学堂乐歌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基础.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加强调音乐对思想启蒙和国民改造的巨大作用.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夷夏之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从王夫之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王夫之夷夏论的核心仍然是维持"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基本格局.王夫之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始终都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夷夏之辨中所流露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局限,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如家、忠于祖国的道义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