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扮男装”与明清性别意识

“女扮男装”形象身上兼具了“阴柔美”和“文人化”两种气质,符合女性“文人化”和男性“女性化”的审美需要。当两种倾向发展到明清时被普遍接受,也有其深层的原因。随着两种倾向的发展,“女扮男装”故事到清时也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但传统的性别意识,性别角色又影响了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故事演绎和形象描摹。     

从"女扮男装"现象看黄梅戏中的女性话语角色

《柳荫记》《上天台》《三世缘》《解石钟》《孟丽君》等几部记述＂女扮男装＂故事的黄梅戏,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手段建构话语角色,塑造了一批敢于走出闺阁争取自由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女扮男装＂者最终恢复了女儿身,回归家庭,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性别文化意识。＂女扮男装＂故事的大团圆结局,符合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反映出黄梅戏的民间性和平民化特点。     

融合中的"他"和"她":《等待野蛮人》中行政长官的双性气质

基于双性同体理论分析库切的《等待野蛮人》,可以看出主人公行政长官身上兼具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种性格特点.由此体现了从双性同体视角分析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建构的机制,有利于男女两性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促进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     

从“女扮男装”现象看盛唐时期的女性意识

本文以盛唐社会为背景,以女性意识为出发点,把带有＂女扮男装＂的仕女画、相关墓室壁画等绘画资料作为研究材料,从社会背景、时代风气、女性角色、性别意识以及男性对女性生活上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和探讨＂女扮男装＂现象,进而探索、揭示盛唐时期的女性意识。     

论耶利内克笔下娜拉的气质书写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女性文学及其性别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作为女性主义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在剧作《娜拉离开丈夫以后,又名社会支柱》中刻画女主人公娜拉的生动形象,从社会性别建构的角度出发,重点表现其身上兼具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文学特征,充分显示出女性气质书写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实践价值。     

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辛柏林》中的性别象征与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

《辛柏林》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传奇戏剧。该剧通过对英国王室贵族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艺术刻画,以及对男性社群内部、男性与女性之间紧张关系的细腻描写,揭示出性别象征与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的内在关联。男主人公波塞摩斯与两位王子的男性气概是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的性别象征;王后与公主伊摩琴则分别代表了野蛮、邪恶与温柔、贞洁两种女性气质,这两种女性气质威胁着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的塑造。剧中对两位王子身上女性气质的描写,以及对公主伊摩琴在男性社群中联结作用的展现,反映出莎士比亚对其所处时代性别等级极端二元化的反思;结尾处公主伊摩琴与波塞摩斯缔结婚姻则表达了莎士比亚"温柔与力量相结合"的民族性想象。     

“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动荡融合——《红楼梦》中贾宝玉性别的二元性解读

《红楼梦》文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强化了作为两性区分特征的"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概念。采用性别的视角对文本进行解读,探究贾宝玉的性别危机——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动荡融合,以审视宝玉所面临的性别抉择危机,揭示小说文本对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传统等级制度的二元对立进行强化的多种方式。     

大观园中的精神力量——《红楼梦》中女性的男性气质研究之二

文章以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以及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以贾母、贾元春为中心,跳脱出人物单纯的生物性别,重点把握人物更深层次上的社会性别,对人物的性别视角进行多方位地解析,深刻探讨、重新阐释了《红楼梦》中众多女性形象身上特殊的文化意义,并在特定角度概括了《红楼梦》中女性的男性气质,这一超越人物所处时代的人格特征揭示出其超越生物性别的独特性,并从而展现了作者曹雪芹卓越的艺术追求和人文创作。     

《木兰诗》及其译文之得失

《木兰诗》写得恰到好处,有时“惜墨如金”,有时却“泼墨如水”。女性形象得到歌颂和赞美,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木兰的双性气质被塑造得十分完美。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既是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有自己的抉择,亦有回归后的喜悦,更有一份自豪在里面。《木兰诗》三种译文各有优缺点。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综合英语》第六册译文的缺点是认知语言的“精确概念”与“模糊概念”混淆不清。     

女性自我呈现的性别政治——用女性主义叙事学阐释《简·萨默斯的日记》

多丽丝.莱辛在《简·萨默斯的日记》中的女性自我呈现体现在女性气质的梦魇重复、女性以身体为主体形式的抗争、女性生活空间的建构和女性历史的追溯与重塑。女性主义叙事学结合文本叙述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反映了莱辛的文化身份和在女性自我呈现中建构的女性身份及其体现的性别政治。     

论舒婷诗歌传递给新时期女性的爱情观——以《致橡树》、《双桅船》、《神女峰》为例

中国新时期的诗坛中,舒婷是一位有着显著地位的诗人.她以特有的女性气质与风格凸显自身的性别意识.其诗歌传达的自由、平等、独立的爱情观念更是为万千女性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本文以其诗作《致橡树》、《双桅船》、《神女峰》为例,探讨舒婷诗歌传递给新时期女性的爱情现的现实意义.     

《时间中的孩子》的两性关系研究

《时间中的孩子》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之作,在作品中,作者有意让读者对男权社会单一男性气质与单一女性气质对立的传统婚姻模式进行再思考——麦克尤恩通过对男女主角的刻画,对性别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展现出和谐的两性关系;而另外一对具有传统性别气质的男女角色的关系却走向了破裂。这是作者对性别体系的扩充和丰富,对两性关系的新的探索。     

大观园中的风流名士——《红楼梦》中女性的男性气质研究

以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和性别研究以及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以史湘云、薛宝琴为中心,跳脱出人物单纯的生物性别,重点把握人物更深层次上的社会性别,对人物的性别视角进行多方位解析,探讨并重新阐释《红楼梦》中众多女性形象身上特殊的文化意义,并在特定角度概括《红楼梦》中“女性的男性气质”这一超越人物所处时代的人格特征,揭示出其超越生物性别的独特性,从而展现出作者曹雪芹卓越的艺术追求和人文创作     

花木兰式文化困境

花木兰是我国历史中一个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而深受世人尊敬。这样一个被文学文化构建出的女性,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荣耀的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苍凉与辛酸。进入现代社会,女性面临着同样的文化困境,一种花木兰式生存境遇：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秩序之外,女扮男装进入男性社会秩序,带来的却是男性的惩罚与阉割。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性别的问题,既定的社会性别文化规范制约着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现代是多元的文化社会,构建多元的性别文化、争取女性的权力与平等需要男女两性共同努力。     

《诗经》和《楚辞》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分别刻画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倾向。《诗经》女性外貌形体具有实用性审美色彩,性格上具有阳刚性特征,气质上属于世俗型风格;而《楚辞》女性具有纯审美色彩的外貌形体,阴柔型性格特征和浪漫性个性气质。二者作为文学的两大源头,分别奠定了后世女性描写的不同基调。     

莱莘《屋顶丽人》中的男性气质解读

《屋顶丽人》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莘的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关于这篇小说,存在从阶级冲突和性别冲突两种不同角度的经典解读。本文从男性气质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中三位修房工人对于屋顶晒日光浴的丽人不断骚扰甚至谩骂的原因,认为女性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威胁了三位工人的男性气质,导致了他们的焦虑,这种焦虑就通过对女性的骚扰释放了出来。     

浅析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建构

父权制文化是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性别文化体系,长期以来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塑造着被动、依赖、柔弱的女性气质。男性往往也习惯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去营造、规划心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身体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承载着男性对女性的规划,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也受到规训和教导。然而,社会文化的日益多元化为女性摆脱父权制的约束提供了新的机遇,女性主体性正日益彰显,女性气质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     

闵安琪性别再现中领受与反拨的抒写——以《红杜鹃》为例

毛泽东时代革命文艺的女性再现以刻写着国家、阶级、政党的妇女解放话语和消匿传统女性气质的女英雄、"铁姑娘"类型的雄强女性形象昭示着主导性的性别意识形态与权力,建构性别平等的乌托邦。美籍华裔作家闵安琪在其自传体畅销书《红杜鹃》中运用文学再现领受、疏离、质疑与解构了毛泽东时代性别意识形态的宰制,在书中以迷恋中的依从与沉醉,性焦虑中的矛盾与断裂,同性恋中的激情与颠覆抒写了性别政治的文化反拨。     

论“三言”“二拍”中女扮男装的人物形象——以双性同体为视角

"三言""二拍"是明代最为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在这五部作品中,两位作者塑造了风姿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最有特点的一类便是女扮男装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本身承载着深刻的内涵,一方面表现出了明后期对女性的尊崇和女性意识的萌芽,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作者本人的性别观。虽然"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学界已是老生常谈,但尚未出现以"双性同体"为视角的研究论文。本文力图结合荣格"双性同体"理论,重新审视"三言""二拍"中女扮男装的人物形象,透视该类形象所体现的女性人格特征和男性人格特征,尝试为"三言""二拍"人物形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试析《红楼梦》女性主义观念的确立与消解

《红楼梦》以其人本主义的情爱关怀和独创性的艺术手法,改变了传统文学女性观念的空洞能指,把女性形象重新拉回到了女性主义本位。它从性别差异入手,形成女性性别意识和女性经验的独特表达,关注女性生活及其权利的伸张,强调“双性气质”的开拓,并为调和两性的差异和对立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然而,由于男性话语权力的统治地位及渗透作用,其女性意识和女权观念在确立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消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