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意之辨”

《周易》中的“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的两个命题是言意理论的发端.庄子的言意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虚无主义色彩,但是他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产生言外之意的基本要素.刘勰不仅阐述了语言的重要性,而且首先提出了对形象和意象的审美.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的理论,并对意象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严羽对形象和意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兴”.王国维进一步发展了言意理论,提出了“真”的要求.     

古今言意之辨的探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言意关系是中国古代以来文论一直争论的问题,本文将梳理先秦以来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言意之辨的观点并阐述其对后来文学理论的影响。     

言意之辨视角下的国学典籍翻译

(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281-P282)典籍翻译需要译者具备"与时俱退"和互文的观念,运用关联思维,探求原作的"言外之意",然后发挥译入语的优势迂回曲折地诠释或直截了当地明示原作语言层面之下蕴含的思想内容。文章论证了"循言得意——得意忘言——循意得言——得言忘意"的翻译过程,并根据中国古代"字本位"的语文传统,对如何贯彻这一过程提出了基于多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关键字译法。     

言意之辨:中西审美形态差异溯源

中西方在审美形态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理论。这种发展理论在中西哲学与美学开启之时就定下基调。古希腊人与古代中国哲人在言意关系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迥然不同的归纳和言说方式,并传达出不同精神追求。这种差异最终带来对美的形态的不同总结,并呈现不同的审美特征。     

“言意之辨”与中国传统哲学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本体，也是通过主体的心性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状态或境界。“道”不是实体，不可言说，不可分析，只能诉诸于主体的心性直觉。通过对“道”的直觉思维来把握和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上追求，是中国传统哲学通往形上境界的特有门径和思维特质，而这种思维特质的形成，正与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有着深刻的关联。可以说“言意之辨”既是这种超越而内在的直觉思维形成的深层原因，也是其成为传统和特质的内在根据。     

浅谈“言意之辨”的诗学化走向

言意之辨,从先秦开始就成为我国古代哲学层面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圣人们各抒己见,"言能尽意论"、"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立象以尽意"等等言论层出不穷。人们注重的是言能否达意,而忽视"言"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局限性。随着文学的发展,"言意之辨"逐渐诗学化。文学家开始从"言"与"意"的矛盾统一关系中探究艺术想象的诗意空间,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文艺理论创作。     

言意之辨:关于文学语言的困惑与超越

老庄学派的“言不尽意”说,原本是哲学命题。它所关注的是人能否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人的思维内容能否用语言来作最准确得当的描述。延伸到文学领域,则是作者、鉴赏者的语言究竟能否准确地达意。尽管人们越来越娴熟地运用创造着语言,同时却也为语言深深迷困。那就是：言不尽意。老庄的这一学说深深影响了中国历代文学批评及创作,同时也隐含着文学作为一门依托于语言文字的艺术门类的特殊的困惑。     

解构主义与《庄子》“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尤其是《庄子》中的一个经典论题,西方源远流长的"逻各斯"思想也与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解构、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成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话语特征,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语言的颠覆姿态,恰恰与中国道家的语言观念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基本上结束了关于言意关系的争论.本论文深刻探讨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在语言与思维方面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对当时女性逻辑思辨的影响;魏晋的“言”“意”具有现代符号学的意义.     

言意之辨——从哲学到文学的多层面考察

中国诗论中的“言意之辩”历来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文章认为,言意之辨源于哲学上言能否明道的问题,老庄与孔孟对此问题的看法所以相悖,乃是由于其道论属于不同的层面。基于同样的原因,魏晋玄学内部对此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认识。魏晋时期,在文学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言尽意论。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作家都认为言可尽意,故他们创作的主体风格是沉著痛快。唯“神韵派”持言不尽意之说,故推崇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旨。但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并不很大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基本上结束了关于言意关系的争论。本论文深刻探讨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在语言与思维方面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对当时女性逻辑思辨的影响;魏晋的"言"意"具有现代符号学的意义。     

对哲学史上“言意之辨”现象的哲学思考

＂言意之辨＂在哲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认识论问题。择其有代表性的几种学说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传统中国哲学经典文本的真意领会,而且有利于与时俱进地理解人的现实世界,对人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上的重要意义。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魂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     

王弼《论语释疑》中的“言意之辨”及其意义

王弼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庄子注》和《周易注》,在这两本著作中,王弼发展和完善了＂言意之辨＂的方法,并建立了玄学的思想体系。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王弼也致力于《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的解读。《论语释疑》现仅有47条佚文,但仍可以把握王弼关于＂言意之辨＂的独特思考,也可以审查其旨于调和儒道的一片苦心。     

从哲学上的言意之辨到文学上的言不尽意论的转换

言不尽意论是我国古代文论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言意之辨有紧密的联系,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本文试从哲学、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古代哲学和文学中言和意的关系,并落脚于文学创作。本文认为言不尽意论是在对语言表达功能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深化了对言意问题的认识,我国古代对言意关系的认识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言以达意论;二是言不尽意论;三是言外之意论。由言以达意、言不尽意到言外之意,既承认了言和意的一致性,又指出了它们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找到了解决冲突的途径和方法,这样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言意论。     

“失语”与隐匿——中国古典诗学“言意之辨”的发生学研究

言意观是中国古代论的核心话语之一,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学的艺术品格和诗学品位。本以“言意之辩”的缘起为逻辑生长点,较全面地论述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义生外等理论命题的美学参数及生成机制,以期有效达成中国古代论的现代转换及其与世纪之交西方语言哲学的对话性接轨。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言意之辩与《文心雕龙》

刘勰的言意观继承了前人对形而上和形而下世界的划分,但没有象前人那样停留于形上与形下两世界的割裂,而是努力沟通、弥合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之间的矛盾联系,其理论贡献在于他改造了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促成了这一玄学命题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命题转化。刘勰的隐秀论一方面要求极为实在的描写,另一方面又要求着极为空灵的远神,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依存,言意之辩终于在隐秀论中结出了美丽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