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比较诗学理论管窥

当代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先生的比较诗学理论,从语言和美学两个向度显示的中西方诗学理论差异是:西方文化以逻辑推理把握世界,东方是通过具体经验体悟世界;西方诗歌主要表现智性认识,而中国古典诗歌重在形象感受;东西方文化存在错位现象,东方诗歌在语法和美学上的优点可以补救西方现代诗歌的不足。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诗意”

叶维廉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现代到古典、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和回归。跨时代、跨文化的双重视角,为他的比较诗学理论开拓了思路,并寻求到诗学理论的据点:"文化模子"理论。随着国际性文化境遇的恶化,叶维廉感到强烈的文化忧虑,进而走向文化批评的诗学理论建构期,这显示了他深沉的人文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叶维廉比较诗学理论的独特建构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研究始终寻求异质文化中共同的美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寻求中西诗学的汇通。他的＂模子＂理论,无疑为他对目的的追寻打通了道路,而他的互照、互识理论,虽然也是在对同一目的的追求过程中产生的,却已经超越了原来确定的目标,转向了异质文化和文学间的＂同异全识＂,转向了异质文化间、文学间的对话。而这种转向的产生,固然是时代文化发展迫切需求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参悟和领会不断加深所致。     

论叶维廉诗学批评理论中的“出位”观

叶维廉(1937-)是著名的美籍华裔诗人、翻译家和学者,他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其著名的“文化模子”理论曾在比较文学界产生强烈的反响.本文通过对叶维廉“出位观”的论述,旨在揭示其跨学科文学批评实践中遵循的美学依据,以此探寻其与西方美学、西方文化进行对话的美学据点.     

文化困境中的诗性省思——叶维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以历史意识与美学观点融合的整体之思,叶维廉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本土和人类文化面临的双重困境中来透析,通过对现代汉语诗性价值的省思,开拓新的文化路径,既诠释了现代中国诗学语言内在的复杂策略,又为人类文明寻找解困之途。     

文化身份与学术个性——论留美学者叶维廉关于中西诗学的汇通性研究

叶维廉是一位集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为一身的著名海外华人，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和卓著的学术成就，特别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创新与汇通性研究实践方面卓有建树。他首先将“模子”理论引入比较诗学领域，用先建构二元对立再消解二元对立的独特方法为中西诗学比较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叶氏以自已丰厚的中西文化底蕴与双语优势，独创性地以中西语言与诗为根基，分析梳理出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诗歌在意象呈现方式上的美学趋同性，进而探析出中西诗学“共同的美学据点”，为中西诗学的汇通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在中西语言之间、中西文化之间、创作与研究之间的“打通”实践，不仅成就了叶维廉独特的学术个性和智慧风貌，也使他成为海外华人留学生群体中典范性的学者之一。     

谈谈叶维廉与中国古诗的鉴赏

受西方知性思维的浸染,中国古诗在现代诠释过程中,其固有的生命情调与审美意趣常常受到遮蔽扭曲。叶维廉从中国自身的语言、历史和哲学等文化传统与美学理路出发,致力于阐扬中国古诗本有的美感经验与运思机制,其识剔骨见髓,启人深思。本文以此为基础,拟对相关问题,作一番探讨。     

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的现代阐释

叶维廉作为一位道家美学的追寻者、阐释者与海外传播者,早期通过对三四十年代现代诗歌技巧的学习,对中国诗论、中国古典诗语法的美学探源,对艾略特、庞德等西方现代诗论研究而进入道家美学探索的门径;中后期他把道家置于比较诗学的视域下和西方后现代语境中来观照,极大地彰显了道家美学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而揭示叶维廉对道家美学现代阐释的意义,既可以理清叶氏美学探索的精神源头和理论脉络,又可以展现道家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生衍化、与时俱进的张力.     

从现代到古代--叶维廉及其诗歌创作论

叶维廉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中国台湾文坛的人物，他在多个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因此，他也就具有了多重的身份，既是诗人，也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既是著名的教授，也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在他的文化建树中，他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杰出的意义。从他诗歌创作的历程看，他走过了一条从现代到古代，从西方到东方的道路，而他诗歌的意义则在于比较鲜明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新诗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思想，艺术倾向，为我们探讨中国20世纪新诗成功的经验，提供了一个范例。     

放逐、愁渡、游走——叶维廉的心灵旅程和学术之路

叶维廉不断辗转于中西方之间,漂泊似乎成了他的宿命。他在从大陆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这看似不断流转的人生旅途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文化根底。正是这种文化根底的形成,才使得他能够在后来不断游走于文化边缘的时候,有着常人没有的逍遥与惬意。如果说叶维廉的前半生里的辗转还有着被放逐的悲凉味道的话,那么从台湾到美国,以及以后不断地来往于中西之间,则带有庄子的逍遥游的味道了。     

比较诗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创建

比较诗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创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比较诗学与哲学诠释学乃是基于相同的哲学思潮,它们都是对盛行于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在中国诠释学的创建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以其作为学术参照,另一方面要从中国诠释传统的实际出发,对于在中国诠释历史中所形成的章句之学、训诂学、考据学、目录学等学科有充分的认识和使用,从而创建出立足于中国诠释传统的诠释学理论。这样一种研究的方式和思路对于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要求的独特研究方法有可能就体现在创建中国诠释学的过程中,创建中国诠释学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比较诗学发展中可以参照的一个成功范例。从另一方面看,比较诗学也为中国诠释学的创建提供了比较的视域,而中国诠释学的创建对比较诗学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提供了学科基础和理论自觉。     

中西比较诗学的走向

本文试图以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视域,分别从“进”、“出”、“进”三种形态,考察近现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状况,反思这一接受的过程以及所带来的变化,探讨中国诗学未来发展所要面对两大问题,从而寻求中国诗学发展的新契机。     

比较诗学的学理合法性

一种文化或者一种学科,其产生并被社会文化共同体认可,是有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比较诗学作为一种学科,是有其理论产生和实际运用的需求的,它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文化多元共生的理论现实基础上产生的;也是21世纪文艺理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一种选择.     

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梁宗岱

梁宗岱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以融通中西的平等眼光撰写了大量成熟的比较诗学论文,对中西诗学进行了微观而深入的比较,分析论述精细严密,并且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对我国新诗建设有着独到的理论建树,特色鲜明。梁宗岱对中西比较诗学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前学科时期具有相当的地位,对中西比较诗学建设作出了努力。     

对话:阐释学与比较诗学的遇合

“对话”是阐释学的核心精神，也是比较诗学的重要特征。“对话诗学”的属性规定，比较诗学研究者必须坚持平等意识，克服诗学（乃至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承认“偏见”与“误读”的合法性，并在“对话”过程中对术语和概念等进行限定性“改造”。“平等对话”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进行“诗学对话”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必须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他者”进行看视，“崇洋媚外”和“自我中心”都不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建立合适的对话原则，这样的规则应该对被比较的不同诗学都是有效的，使对话双方或多方的“本来面目”能够自由的呈现，这样才能发现各种“异质”诗学存在的合理性，并全面阐发其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中国诗文化与文化诗学

化诗学，于世界之交崛起于美国，是一种广义的诗学，属于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交叉性学科。中国引进“化诗学”以后，其化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之差异，其概念内涵与外延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化诗学之崛起，是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一个重大的社会化现象，代表着世界人社会科学领域中前沿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学的化诗学研究，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学术基点来构建辉煌的化诗学大厦。其研究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比较诗学会走向"全球性诗学"吗--关于比较诗学终极价值的思考之一

针对目前流行的比较诗学意在构建“全球性诗学”的观念，文章提出了异议。认为找到共同规律，通过理论本身的推导，无法建立一种普遍接受的理论，“全球性诗学”及其相关提法本身亦存在着逻辑的、现实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势必影响比较诗学的研究进程和成果评价，因而有必要重新定位比较诗学的最终走向。     

意识形态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视角

本文对当代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模式发展概况和基本理论内容进行回顾 ,并揭示它们与意识形态诗学的内在关系 ;在此基础上 ,对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模式的贡献和局限进行检讨 ,并进而对整个意识形态诗学和批评进行反思 ,指出 50年间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既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不能忘记的教训。从今后的发展来讲 ,中国意识形态诗学理论与批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搬用和依赖状态 ,而寻求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     

文化诗学在中国的若干问题

化诗学在中国以“史互通”为历史依据，具有深厚的历史化背景和广阔的学术前景；化诗学在中国的现实基础是80年代“化热”所表现出的人类关怀与世纪之交的全球化浪潮；化诗学终究是在中国传统化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生存方式构成化诗学的化语境，“汉语表述”的承续性传统是化诗学实践活动的起点，中国诗学批评史奠定了化诗学理论建构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