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苏轼与唐宋蜀词

蜀人对词的发展功不可没,李白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的作者多数为蜀人,苏轼更为宋词的发展开疆拓土,“指出了向上一路”。而对李白与苏轼这两位唐宋时期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蜀人,在词的创作上是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却因李白词著作权的争议而很少系统的论述。本文通过对唐宋蜀词发展的梳理,认为苏轼词辉煌的成就本质上是向李白艺术精神的回归与超越。     

论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巫性审美

三星堆青铜面具在古蜀神巫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体现了古蜀人虔敬的宗教情感以及对祖先神的崇拜,是古蜀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完满状态,其狞厉、朴拙、夸张、神秘等多样化的审美特征,是古蜀人朦胧的尚美意识在原始混沌的审美语境中的一次完美显现。     

李德裕治蜀

自秦历汉至唐,有不少宦蜀的外籍人,在治蜀上政绩卓著,泽被后世,蜀人有口皆碑,如秦蜀郡守李冰、汉蜀郡守文翁、蜀汉丞相诸葛亮,都是深受蜀人景仰的先贤者流。然而唐代有位治蜀成绩斐然,政声显赫的外籍名贤,蜀人则很少谈及,此公便是中晚唐著名宰相、政治家、诗人,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     

北宋文人张咏入蜀述略

宋初文人张咏是在兵乱战火之余入蜀,对巴蜀地域实行驯化,敦促蜀人应举入仕,提倡俭约之风,改变了巴蜀地域的士人风习,使巴蜀地域迅速成为赵宋王朝的归化之地.张咏的入蜀,对巴蜀地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斑彩文章"与"精敏""鬼黠" --从司马相如、扬雄散体赋看蜀人的文化个性

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作品不仅展现了汉帝国宏伟的气势和繁荣昌盛的面貌，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折射出古巴蜀人那“精敏、鬼黠”的文化性格，是巴蜀人人格的喻示和巴蜀悠久文化的载体。本文认为其散体赋那“架虚行危”的奇特想象、光彩夺目的图案美充分表现了蜀人葱笼的想象力，其作品中大量的生僻字词和同偏旁字词的运字特征恰恰又是蜀人对远古文明的崇拜与善于创造的个性展示，其作品兼容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实际则又是蜀人封闭中有开放的文化个性的表征。     

遂宁古代著述考录(续2)

依据《二十五史》《四川通志》《潼川府志》《遂宁县志》《蓬溪县志》《射洪县志》《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清代蜀人著述总目》、各乡镇志及遂宁各姓族谱等各种传世、出土文献和数据库,全面考订遂宁市(射洪市、船山区、安居区、蓬溪县、大英县)古代各类著述。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编排,收录民国以前今遂宁市籍作者之著述和外籍作者关于今遂宁市地域之著述。方志、族谱,下限延至民国。家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正史、方志、家谱)之一,故据目力所及,择要选录,用以弘扬传统文化、保存乡邦文献。     

遂宁古代著述考录(续1)

依据《二十五史》《四川通志》《潼川府志》《遂宁县志》《蓬溪县志》《射洪县志》《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清代蜀人著述总目》、各乡镇志及遂宁各姓族谱等各种传世、出土文献和数据库,全面考订遂宁市(射洪市、船山区、安居区、蓬溪县、大英县)古代各类著述。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编排,收录民国以前今遂宁市籍作者之著述和外籍作者关于今遂宁市地域之著述。方志、族谱,下限延至民国。家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正史、方志、家谱)之一,故据目力所及,择要选录,用以弘扬传统文化、保存乡邦文献。     

遂宁古代著述考录（续6）

依据《二十五史》《四川通志》《潼川府志》《遂宁县志》《蓬溪县志》《射洪县志》《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清代蜀人著述总目》、各乡镇志及遂宁各姓族谱等各种传世、出土文献和数据库,全面考订遂宁市(射洪市、船山区、安居区、蓬溪县、大英县)古代各类著述。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编排,收录民国以前今遂宁市籍作者之著述和外籍作者关于今遂宁市地域之著述。方志、族谱,下限延至民国。家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正史、方志、家谱)之一,故据目力所及,择要选录,用以弘扬传统文化、保存乡邦文献。     

巴蜀易学渊源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神话传说作《易》之祖伏羲氏即为巴人。巴蜀地区卜筮活动兴盛,易学在此产生、传承具有一定基础。秦楚与巴蜀毗邻,文化联系紧密。巴蜀易学从楚地传入是可能的。明杨慎以孔子弟子商瞿为蜀人,宋人杨绘、谯定之易传自扬雄之师严君平,均反映出巴蜀易学起源早,影响远,值得重视。     

蚕神宛窳妇人、寓氏公主考

宛窳妇人即《山海经》中的(穴契)窳,寓氏公主即《尚书·尧典》中的嵎夷。她们都是生活在帝尧时期、今山东地区的古代蜀族的领袖或英雄,蜀人因蚕而名,他们因而成为“蚕神”,又俗称为“马头娘”。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即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扶持寺院与发挥宗教人士的化导功能,是明朝谋求藏区致治,笼络并控制藏地僧俗民众的重要策略手段.这种因地制宜的特殊宗教政策的推行,基本顺应和保持了藏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状态和发展趋势,从而达到了明廷一以贯之的"安抚一方"的基本统治目的.但也有其负面作用.     

二度和谐--晋书尚韵的本质

韵是事物处于和谐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审美范畴,晋书尚韵是审美范畴中的代表。韵是各个矛盾体之间的和谐,存在着一度、二度的平衡关系。     

浅析宋代法制建设与社会治安

以兵变建国的宋王朝，统治阶级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然而，宋王朝却维持了数百年的统治，其原因在于：就治理国家而言，宋政府一手抓伦理教化，一手抓社会治安，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加强法制建设，使得社会秩序保持相对的稳定。     

重用·疏离·批责——论降清士绅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特点,决定了其人必须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和许可下才能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往往是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统治阶级需要他们为政权建立和巩固出谋划策的时候,是他们才能得以施展的时候,也是他们和统治阶级关系的融洽期;一旦政权巩固下来以后,统治阶级为加强专制王权,从而开始限制知识分子的权力扩张,此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恶化,处在了统治者的严厉约束之下.降清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由密切合作到逐渐疏远乃至于最后的严厉批判和打击过程.     

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与元、清二朝相较.明朝治藏明显不具有元之刚性,其制度也不如清之严密,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致之之由是多方面的,明朝面临的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格局和统治民族主体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魏晋禅代异同论

曹魏代汉和晋代魏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影响深远。曹氏代汉和司马氏代魏都经历了长时间的霸府统治阶段,以武力为后盾,在禅让的名义下实现了皇权更替。两者的禅代也存在着差异,主要体现在依靠的力量、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禅代的方式三个方面的差异。     

胡瑗的协作共进思想及其相交学说

从治理国家来说,胡瑗认为君臣交而天地成,所以治理国家必须注重君与臣的同心、臣与臣的合作,做到上下协力,众贤同力;从事业发展来说,胡瑗认为众人助而事业兴,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必得气类才德相合者的帮助和支持;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来说,胡瑗认为左右师而已得裕,要求人们要有虚心的学习态度,要善纳人言。     

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局部执政的执政党。争取广大的群众,扩大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成为中共当时的重要任务。民主执政是中共扩大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目标,也是其在中央苏区执政的重要理念。为了实施民主执政,中共选择工农民主作为自己的执政原则,而基层民主是实现工农民主执政的主要途径。中共实行了市、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克服乡(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弊端,中央苏区还实行代表联系制度、代表主任制度、召回制度和委员会制度,创新了工农大众参与政权的主要形式,保证了工农大众民主权力的实现。     

清代石柱同知王萦绪文学创作述论——兼论重庆民族地区清代中期地方官员政治心态

清乾隆石柱同知王萦绪在任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基本反映了经营石柱的思想和行为。重庆民族地区清代中期地方官员有关文学作品和执政行为显示的政治心态主要体现为感恩戴德谋尽忠、随遇而安结名流和恪尽职守理子民等等,折射了忠君尽职、安民为重的品性。     

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动向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前,他们仍在“门阀政治”的观念下从事政治活动,二刘之争即隐含着高门士族利用时局恢复“门阀政治”的因素在内。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后。高门士族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成立条件彻底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