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诗赋”之间——以《汉志·诗赋略序》诗赋观为中心

由于《汉志·诗赋略》从《六艺略》之《诗》家别出,故"诗赋"与"诗"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在《诗赋略》序文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从春秋赋《诗》制度的衰亡到失志之赋的创作,完成了对《诗》文化价值功能的衔接与转化。荀卿、屈原的赋文创作实现了对诗讽谕之义的传承,而扬雄、刘氏父子及班固的赋观念则表现了对诗之讽谕和古诗之义的坚守。序文中的歌诗观不仅与《诗》家序"哀乐之心感,而歌永之声发""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观念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对其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

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倾向,学界论之已详.然而以往的论著基本上都是以苏词或苏轼词论为考察对象,却忽略了苏诗这个最重要的参照对象.本文认为,只有把苏词与苏诗进行全面的比较,才可能对苏轼的"以诗为词"得出较为清楚的认识和较为公允的评价.以此为逻辑的起点,本文从写作年限、题材走向、风格倾向等方面把苏词与苏诗进行对照,从而得出了苏词的写作年限远远短于苏诗,苏词的题材范围也比苏诗狭隘,而苏词的风格则比苏诗更倾向于柔美和婉等观点.本文的结论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中确实有"以诗为词"的倾向,但是他并没有把词当作与诗毫无区别的文体,相反,苏轼对词体自身的特征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所以他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把诗体的题材走向与风格倾向导入词体,苏轼的"以诗为词"并未泯灭词体与诗体的界限,却扩大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并增强了词体的抒情性质,从而对词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浅谈苏轼之“以诗为词”

作为"豪放派"开山之宗,苏轼一改前人柔婉绮丽的创作风格,以诗体、诗材、诗境入词,为宋词注入了新鲜血液。而这种"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段,不仅是苏轼创新自觉的体现,更反映了其在困境中仍随遇而安、性命自得的旷达人格和高远境界。     

"味外之旨"说--司空图"诗味"说新论

对司空图的"诗味"论,研究者众多,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分析检讨,并对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说与禅学的渊源关系、"味外之旨"与"韵外之致"说及其与诗之"境"、"格"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考论.     

“唐宋诗之争”的文化溯源

唐宋诗之争的论争性有滋其生的文化因缘。首先,擎受轴心作用的《易》之变易意识乃是促成唐宋诗之争发生的观念根源,而宋代《易》学与《孟子》汇通形成的义理内蕴及新铸的理性精神则如两翼一般更加强化了宋诗内涵与唐诗之别。此二者导致了唐宋诗之争的"必有争"。其次,"经""文"理念的转型是促成唐宋诗之争发生的重要因素。宋人潜心以新的"经""文"理念替代汉唐旧的"经""文"理念,即注重致用义理,官、文、学三者一身的宋人身份与强烈精诚的个人修养意识。唐宋经文观念的碰撞、对比及后世对两者的取舍、选择和融合导致唐宋诗之争的"须有争"。最后,两宋"士"精神的形成与发酵、当时强烈门庭意识与"帜别则辩"的时代风气则主观上促发了唐宋诗之争的"能有争"。     

西晋文学对话与文学审美论析

西晋文学对话在文人交游的氛围中展开。文人交游的产生是文人与权贵对话的产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他们对话的工具。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文学大都是为谋求政治利益而作的唱答诗,多以"轻绮"为艺术特征。"浅而绮"文学审美的形成,也与当时玄学的发展关系密切,"游仙"诗与"隐逸"诗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玄学的影响,玄理使文学在与玄学的对话中上升到审美之境。刘勰所谓的"轻绮"、"浅而绮"不仅批评了西晋文学华美雕琢的文风,也批评了西晋文学玄虚平淡的思想。     

沿着诗路游浙江

正"一文含四带,十地耀百珠",文化之魂通过一句句诗句,深深镌刻在了浙江大地。浙江省的"诗路文化带",就是把山水和文化融合的诗路建设。浙江省黄金旅游线及首批诗路旅游目的地的甄选,是对浙江历史文脉、旅游资源的重新梳理,让一个个诗路文化新地标串珠成链,串起诗路文化之"链",串起诗画山水之"链",串起全域发展之"链",让大家乐在景里、游在诗里,共享浙江这个诗画大花园。     

吴伟业札丛

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其墓碑题"诗人吴梅村之墓",此可能与金源元好问有关.或将"诗人"写作"词人"并理解为狭义的"词人",有意拉到词学上来,则与实际不符.其诗<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有关本事在已有注解之外尚可补充.又<木棉吟>一诗,或以为吴伟业"逸稿",作于明末,而实际其集内尚存,并且作于清初.     

《豳风·狼跋》与上古冬季“猎狼”“献狼”之礼

《诗·豳风·狼跋》诗旨与所谓周初管、蔡等"四国流言"无关,《狼跋》陈述的是周人冬季季节性的"猎狼""献狼"礼仪;诗中的狼是人所扮演的仪式中的狼,所以才会进退有难,狼狈不堪;"猎狼""献狼"礼仪是上古四时巡守礼的组成部分,乃"冬狩"的准备性礼仪;诗中的"公孙",指"猎狼""献狼"礼仪的主持者,当为周公,此所以《豳风》诗多被认为与周公相关的原因所在。本诗诗旨,《序》以下多谓赞美周公,当是古来传承,不为无因。     

诗意人生:高国藩教授《骆驼的蹄印》与《红鬃马》

正情动而后有诗。诗言志、诗主性情是我国古典诗学的精神脉络。所谓"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在诗歌的黄金时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直接继承了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响亮口号,影响至今。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一生都在学习古诗词写新诗"的诗人(《骆驼的蹄印》新版后记)。高国藩教授是我国     

汉学之辨——汉学及其研究五题

本文讲了五个问题:一、"汉学研究需要有个家"。汉学浩荡了几百年,其研究直到今天才在我国才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是,它像"流浪汉",需要有个家。二、汉学释义:"汉学"和"中国学"属"异名共体",内涵相同,都可用"Sinology"表述。汉学和汉学家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外国学者名称的最恰当的词语表达。三、汉学的传统与现代:由于时代的演变,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都包含传统汉学的内容和现代以降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四、汉学之辨:阐释汉学(Sinology)与国学同根而不同。五、阐述对于华裔汉学及华裔汉学家的界定。     

诗路文化串起浙江文化精华

正2020年10月,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暨浙东唐诗之路启动大会在浙江天台召开。诗路文化带建设将围绕"诗画""山水""佛道""名人"四大主题,凝练彰显"诗心自在"的文化内涵。诗路文化带"一文含四带,十地耀百珠",将串连起浙江省文化精华之"链"、山水之"链"、全域发展之"链",具有从古至今走向未来的重大意义,是诗画浙江大花园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和文化浙江建设的"金名片"。     

孔门教《诗》与《诗》之属性嬗变

春秋后期,诗从坏乐之中蝉蜕而出,诗教变乐语之教为纯粹诗教,汇入既有之德义礼治的教育传统,从附庸走向独立。《诗》属性的这一历史性嬗替乃是籍孔门重置《诗》教目的而完成的。官学下移民间,孔子设计教育造士,立四教,分四科,观念重理想、实践重事功,以《诗》为其文教教材,并赋予其不同于乐教时代的全新目的。较之于古乐官,孔子论乐不必及诗;较之于古师儒辈,孔子论诗不必及德义。一方面持续古乐官和古师儒辈的造士理想的高调;另一方面因应时代,把《诗》教落实到向社会供应达政专对、可以言、言而文的事君、事父的人材,实现了《诗》属性的独立与重置。这既体现了夫子教《诗》的时代性和实用性,又成就了《诗》新的历史功能和身份属性。     

论二《南》诗的礼教思想

《诗序》因过度附会政教,率以二《南》皆言文王之教与后妃夫人之德,逮宋之疑古风起,而废《诗序》之说大兴。虽然郑笺以礼说《诗》之事,宋之后仍有人加以回护,然而讥其拘泥形迹,纡曲于外在之礼仪制度而有害于诗情者实多。然而《孔子诗论》问世后,孔子诗教多强调礼义之思想日渐明晰,因而参照简文以深究二《南》风诗之礼教思想,可谓正得其时。职是之故,本文首先从诗教与礼教相系之立场,论述撰写本文之动机;其次,则直接专就二《南》25篇诗歌之内容,分别从男女情诗、婚礼习俗用诗、劳人思妇遣情诗、子女事亲诗以及执事行役诗五大类,以论述各类诗歌之礼教思想;最后,再总括其整体礼教思想之大要。     

论《庄子·天下》中对墨家学派的看法

《庄子·天下》篇对墨家学派进行了多方面的评点,具体评述了"非乐""节用""自苦""后世弟子倍谲不同"等主张的不合理之处,最后得出"为之大过,已之大循"的结论。《天下》中对墨子个人的评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存在明褒暗贬的意味。《天下》中对于墨家学派的评论是以"道"为参照的,即是以道家的原初性理念为依据,得"道"才能算是至境,自然就会主张顺应自然、遵从本心、无所凭借、顺"道"而为,所以最后才会认为墨子"才士"也,对他的"才"因不得道而无法施展感到惋惜。     

学术论文需要文采斐然

中国是诗的故乡,文辞之邦,因而中国学术历来十分重视文采,文采是中国文化的文脉。大概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学术论文开始逐步淡化"文采",崇尚"格式"。到了今天,则已完全不讲文采,只讲"格式"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文采传统已有被中断的危险。此种形式的论文难以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作为一名学者,应用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理性探险和感性表述来展示其对人生和世界真理的生命证悟与探索,而论文的写作必然要写得生动辨洁、讲究文采斐然、文若春华。因为,文采永远是上乘学术论文所需要的品质。     

陈献章哲学与其诗歌美学的逻辑联系

陈献章(白沙子)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对于心学的发展起了可忽视的关键作用。白沙之学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在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脉中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白沙在本体论上延伸了陆九渊的心本体观念,认为心具宇宙万物,但与陆九渊不同的是,后者具有突出的伦理色彩,而白沙则更重视此心与宇宙万物的融通涵化。在方法论上,白沙强调"以自然为宗"和"自得"的宗旨,使心学有了不停留在理念上的精微"端倪"。白沙不事著述,却以诗歌表现自己的思想观念。现存诗二千多首,并有很多论诗之语,体现出自觉的诗歌美学思想。在诗歌美学上,他也是"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平易,认为好诗应是"率情盎然出之"。在诗歌审美形态上,白沙倡导"自得之妙",与其为学方法论上的"自得"是一脉相承。     

王绩《野望》主题新论

王绩《野望》一诗因使用"采薇"的典故,其诗旨向来难明,众说纷纭,有"归隐说""思故国说"等。但通过对"采薇"这一典故的考辨可知,"采薇"不仅有归隐的寓意,而且它在《毛诗》的传统中也有着积极入世的含义。结合王绩"三仕三隐"的人生经历和他"学剑觅封侯"的志向可知,《野望》一诗融情入景、借景生情,表现了诗人空有入仕从政之心,但不得其位、难以施展才华的苦闷之情。     

真德秀诗学观研究

细读真德秀的诗,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理学思想,但他关注的不只是道学气象,也有艺术之美。他将理学家所讲的"义理之正"与宋代士人追求的"性情之说"联系起来,认为只要合乎"性情之正"的诗歌,都是被认可的,都可以被称作"正宗"之诗。笔者基于南宋理学盛行的背景,研究真德秀的诗学思想。当然,诗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诗歌中的艺术特性也不容忽视。     

论白居易读书诗

白居易作有一定数量以"读书"为主题的诗,这些诗根据创作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托书讽喻、借书抒怀、翻案出新、檃栝主旨、泛写情境五类。白居易读书诗在唐代读书诗中数量最多,内涵最丰富,艺术水平总体较高,取得了相当成就。其读书诗亦颇具诗学价值,尤其是对诗"穷"与"工"的论说开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先河。其读书诗在诗歌史上也具有一定意义,奠定了宋人读书诗创作的基本方式,并在实际上开启了宋诗重书本、重知识风气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