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者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反思——以两唐书《儒学传》为中心的考察

儒者以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为己任,即使是在儒家义理未曾得到很大发展的唐代,儒者的政治关怀也依然得以展现。从两唐书《儒学传》来看,唐代儒者没有从义理上对儒家政治思想有较大推进,但对儒家礼教礼治的精神有所强化,他们积极运用所掌握的礼仪知识去干预政治生活,参与政权建设,这是唐代儒者政治关怀的一个重要特点。以现代视野观之,包括唐代儒者在内的传统儒者关心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值得现代儒者反思,政治制度构建与维护并非儒者政治关怀落实的惟一途径。唐代儒者主要靠记诵辞章以及引经据典来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或者只靠繁琐的仪礼细节来说明礼治精神,拘泥于儒家学说的繁琐考证之中,失却了儒学反思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如此思路下,儒学思想的没落则是必然的。     

《千唐志斋藏志》纪年未详墓志考辨

《千唐志斋藏志》存唐志之纪年未详者10方,考得年代可确知及约知者凡五,计;《孙公亡妻李氏墓志》为大中九年;《郑鲁墓志》为元和十五年或长庆元年;《元衮夫人张氏墓志》约为元和中后期;《苗含液墓志》约为天宝间;《杨公……志铭》残志为贞元二十年。     

叶适佚文《古今水利总论》考校

叶适作品散佚较多,历代整理者对其佚文时有发见。《群书考索》《古今源流至论》《水利集》《荆川稗编》《图书编》《古论大观》均载有叶适《古今水利总论》一文,然《叶适集》、新修《全宋文》及相关订补文章均失载。作为叶适的一篇鸿文,佚文的发现对研究叶适及永嘉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王三》反切校勘刍议

《王三》是抄本文献,伪字累累,且有不少脱漏。而《王三》反切的校勘对考察陆法言原书、开展古汉语语音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王三》反切的校勘分两步,一是根据《王三》本身反切、《王三》切语字形、音变规律、形义关系以及韵书、字书、韵图的语音材料确定小韵反切的讹误或脱漏,二是根据先贤时哲观点、形近原则以及韵书、字书、韵图的语音材料等改正错误的反切,补充脱漏的反切,尽可能恢复《王三》语音的本来面目,使其更好服务于汉语语音史研究。     

《敦煌变文校注》校勘零拾

本以《敦煌变校注》为范本，参照《英藏敦煌献》、《法藏敦煌西域献》、《俄藏敦煌献》以及《敦煌宝藏》所收敦煌原卷照片，指出《敦煌变校注》录方面的疏误。     

孙诒让《札迻》校勘内容及特点研究

孙诒让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朴学大师,在晚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本文主要以他的校勘代表作《札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校勘内容和特点。     

于植元校点《林兰香》补校

于植元校点的《林兰香》是该书的第一个简体字标点整理本,而且保留了批点和夹批,是现在研究《林兰香》最通行的本子。但是这个校点本还存在一些疏漏之处,现对其进行补校,以求更精确地恢复小说的文字原貌。     

《宋书》校点研究

南朝梁代沈约编撰的《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脱漏不少。中华书局出版《宋书》时,请王仲荦先生进行了全面校点,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最好的版本。尽管如此,《宋书》校点本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文章探讨校点本《宋书》三方面问题。第一,研读《宋书》,归纳王先生的校勘方法,总结其校勘特色,学习借鉴他的经验;第二,多方面收集材料,解决校点本《宋书》中遗留的部分当断未断、当校未校的问题;第三,对《宋书》校点本中尚值得商榷的标点,根据语意、语气,结合上下文,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起到补苴罅漏的效果。     

《全隋文补遗》录文校补若干则

韩理洲先生整理、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隋文补遗》一书,辑录了《全隋文》没有收录的七百五十篇散文,为学者研究隋代历史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通过碑刻拓片收录的墓志中存在很多俗字的情况,在释读上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故本文在原拓片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词汇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知识,对录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讨论.     

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成就

清代云南文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就诗论诗,运用生活经验印证和解释《诗经》,胪列各家注疏并逐一辨证后提出新见解,对于前人之说,或择善而从,或阙疑而不强作解人。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录文校补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对于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认真对照拓片的基础上,利用文字学、词汇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全面校读《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录的唐代墓志录文,发现其录文在校勘方面存在着一些可商之处,如一些释文的讹误和脱漏,列举数例并分条校补。     

论唐代山东士人与《晋书》《隋书》的修撰

《晋书》《隋书》是唐初官修的两部正史,而山东地区的士人在这两部正史的修撰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在此非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相反仍在继续发展,而江左、关陇两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上略落后于山东地区。因此说山东地区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的发展,并使得该地区学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进而为《晋书》《隋书》的修撰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试论唐人身居陋室的心理及其原因

在唐代社会上层,当部分人纷纷营建豪宅美第、奢侈浪费渐成风气的同时,却有一部分人反其道而行之,甘愿选择陋室而居,构成唐代特有的陋室文化现象.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人在陋室,心系天下是部分唐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生活境界;陋室又是部分唐人博取声名、完善自我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唐代法令制度的产物,是唐代中后期社会不稳定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在唐代风靡一时,对朝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占当时人口约一半的唐代女性,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种种原因,其中很多人也投身到佛教的信仰队伍。她们或是出家为尼,或是在家修行,持斋念经,布衣蔬食,放生施舍,修经造像,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遵守佛教的戒律。她们之中有年幼的少女,有中年孀妇,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太,虽然每个人信仰佛教的最初目的不同,但她们在整个宗教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坚忍却是相同的。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唐代社会中的深刻影响。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唐长安城宏观布局与初盛唐诗歌

唐长安城所蕴涵的建筑文化思想表现出长安文化兼容并蓄、求实创新的文化气度 ,代表着初盛唐时代的审美理想 ,对初盛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初盛唐诗人笔下的关中景观是积淀深厚的社会之美 ,是蕴藉丰厚的文化意象。唐长安城的文化地理背景及其由宫城而皇城、外郭城 ,自上而下逐层推移的立体布局 ,赋予初盛唐诗歌高蹈雍容的气度 ,博大宽广的胸襟。长安城层层递进循环往复的方形平面建筑模式营造出刚劲稳健、明净朗练的美感氛围 ;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又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唐诗人的骄傲与激情 ,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审美理想 ,就在这平整方正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     

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意识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从汉代到唐代,历代统治者都用明确的人才标准来规范文学之士。在历代的"求贤令"、"求贤诏"等政治文献中,这种标准历历可见。相对于唐代以前诸朝而言,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是一种综合了儒学、文辞、智略、品德诸因素的文化实体,它既肯定并要求文学的独特性,又强调并鼓励文学的政治性;它既没有回复到汉代的文章与学术合一的文学概念上,也没有走向片面地追求词采和声律的境地,是比较健康的。     

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随着药师佛经典的传译,药师佛信仰在中土日渐兴盛。特别是在关中唐代佛教石窟以及长安佛教寺院里,都有许多药师佛造像,这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结果。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表明,药师佛不仅具有拯救幽冥众生职能,还是横化三世佛之一,这一角色的转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选择。     

论晋唐时期佛教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

晋唐时期是印度佛教净土信仰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净土信仰逐步本土化即中国化。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除了高僧大德的弘传、净土经典的传译、修行方法的简单易行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即晋唐社会残酷的现实条件、民众的心理需要、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形象思维方式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印度佛教净土信仰在晋唐时期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