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唐代藩镇地理研究

宋人关于唐代藩镇地理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宋祈、欧阳修的《新唐书》、王溥的《唐会要》等文献中。与清人的研究相比,宋人更注重从宏观角度论述唐代藩镇地理的演变发展趋势,但也存在着详于开元天宝而略于唐后期藩镇地理以及重视地理不重视人物、对藩镇辖区缺乏系统考证等方面的不足。尽管如此,宋人关于唐代藩镇地理的研究仍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对中央威权的依赖是河朔藩镇进奉的内在原因，其进奉有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河朔藩镇对中央的进奉说明其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对中央威权的依赖是河朔藩镇进奉的内在原因，其进奉有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河朔藩镇对中央的进奉说明其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唐代藩镇的历史真象

湖南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张国刚同志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杨志玫教授评论说:“该书提出许多独立新颖的见解,读后令人耳目一新。”现摘录书中“引言”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藩镇,在一般读者眠里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这实际上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五十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不过七、八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古代不是一个贬词,是形容地方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从历史上看,藩镇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唐代藩镇(道)与唐王朝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可以分成如下四种类型:一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其代表是魏、镇、幽三镇;二是防遏型,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多是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虽然时或不听指遣,却仍不失为朝延制遏骄叛的屏障,并非割据藩镇;三是     

从唐代节度使集权再论藩镇问题

开元天宝之时,守边备塞、镇抚边境是节度使的主要职责。中唐以降,藩镇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民政、刑法、人事等方面的职权,正是藩镇集权型政体形成的体现。藩镇节度使的职权,即反映了中唐以降在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藩镇、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事实,也使我们进而重新去审视安史之乱后唐代藩镇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唐中后期东南型藩镇动乱研究

唐代中后期藩镇林立,这些藩镇或依附于中央,或割据一方与中央对抗,致使唐王朝动荡不安。东南型藩镇是指控制荆南、湖南、福建、鄂岳、江西、淮南、宣歙、浙西、浙东等地区的藩镇。这些藩镇在广德元年(763年)至乾符元年(874年)的唐中后期这一百多年间,共发生十二起动乱。从时间上看,这些动乱主要集中于德宗与宣宗时期。从空间上看,这些动乱主要集中于浙西地区。东南型藩镇虽只有十二起动乱,但其动摇了唐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加快了唐王朝的覆灭。     

唐代藩镇养子述论

养子本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宗法制及其伦理观念的影响，养子现象并不普遍存在。唐代统治者对异姓养子也采取禁止的态度，但在唐代中后期，由于胡族风气的濡染和军事形势制度、政治形式的变化，养子现象在藩镇出现并流行起来。藩镇养子风气影响了宦官养子，加剧了社会动荡，败坏了社会风气，对唐后期和五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翼论唐五代藩镇问题

藩镇割据是唐五代时期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多次谈到唐五代藩镇问题,对藩镇兴起与演变,藩镇割据原因,藩镇骄兵,藩镇暴政以及历代控制藩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考证、归纳和评述,这些评论对研究唐五代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

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中关于中古时代的职官史料极为 丰富，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吐蕃占领时期瓜州节度使和晚唐五代归义军节度使的职官史料 都有保存，尤其是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职官文献更为集中，以节度使为首的文武幕职设置齐 全，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唐五代藩镇官制的体系与规模。本文以唐五代藩镇时期的敦煌职官史 料为依据，结合唐制，阐述了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对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的价值。     

唐代后期的藩镇是如何产生的

提起唐代藩镇,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割据动乱的代名词,确实,唐代藩镇有其权重难制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藩镇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而出现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论宋人的唐五代藩镇观

宋人对黄巢起义以前的唐代藩镇割据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认识不同。对黄巢起义以前的藩镇割据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具有保卫京师、抵御外辱的积极作用,并且是宋人解决边疆危机、改造地方军事体制的借鉴对象。但对唐末五代藩镇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其是唐朝灭亡、五代动乱的根本原因。     

唐代中后期江南漕运与藩镇研究

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中央对全国的统治力日渐衰弱。藩镇割据势力的崛起,成为唐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各个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相互之间战争不断。江南漕运也因此遭到很大的影响,时常出现漕运改道甚至停滞的情况。对于仰仗江南贡赋的京畿地区来说,江南漕运这条生命线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出土墓志所见唐藩镇质子制度研究

质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唐朝继承两汉、魏晋以来的做法,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质子制度。安史之乱后,唐中央由于难以完全控制地方节帅的任免和更替,在藩镇也推行了质子制度。藩镇质子制度产生于唐中央实力较弱的背景下,对维护唐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始于代宗永泰初,在宪宗元和之后逐渐消失,是唐中期朝藩互动的重要内容。     

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

从藩镇军额、散见诸文献中各府州实际户与口数及相关材料、本区经济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对河北藩镇时期的人口进行考察,可知藩镇时期的实际民户未必大减于天宝盛时.由于唐后期户籍自身的重要性减弱,藩镇向中央申报的户籍并非实际征税的户籍,藩镇隐匿户口尤甚等方面的原因,实有民户不能在户籍上反映出来.     

评李德裕对河朔的政策

河朔问题自安史之乱以后一直是唐廷感到最为棘手的问题。然而,在武宗朝,唐廷和河朔的紧张关系却曾一度出现罕见的缓解局面。其原因即在李德裕对河朔政策的成功。河朔自形成对唐中央集权的威胁之后,由于它在整个藩镇格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一直受到唐廷的特别关注。因此,宪宗即位之初,对付河朔割据问题就成为当时裁抑藩镇方针的重心。其政策主要是:企图革除河朔节帅传袭制,或者通过折镇割州等手段削     

韩愈与藩镇的关系

韩愈研究中正探讨一个问题,即韩愈对藩镇的态度。《韩愈》一书认为是“又维护,又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一个骑墙派。”(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所(?)韩愈收过韩宏的厚礼,以为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时“对于裴度还有较公正的评(?)对于李愬的功劳说得就不那么充分,相反的,对于作战不力的韩弘,却大加赞扬,弄得连韩弘本人看了碑文后,也感到喜出望外,又是向韩愈写信道谢,又是赶送厚礼作酬劳。这就引起了李愬部下的强烈不满,终于发生了李将石孝忠冒死推倒韩碑的事件。     

北宋宦官问题辨析

史学名家柴德赓发表《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已是50年前的往事。此后,宋代宦官问题,很少有人问津。人们偶尔涉及这个问题,有的采用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奄宦上》里的见解:“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因无已”,认为宋代宦官问题同汉、唐一样严重;有的沿袭近人蔡东藩在《宋史演义》中的论断:宋代“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甚至将此说引申为宋代宦官与政治无关。两种说法截然相反,究竟谁是谁非?有宋一代到底有无所谓“奄祸”,其原因又何在?本文试图略加辨析,范围限于北宋时期。     

五代藩镇动乱特征分析

五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动乱,包括藩镇动乱和禁军动乱,而主要是藩镇动乱。五代藩镇军阀(称为节度使)之骄横与暴虐较之唐代藩镇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逞其武力,嗜杀为雄,轻则杀人越货,重则反抗中央,甚至篡权夺位。因之,五代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战争频仍,动乱迭起,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用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的话说,就是:“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     

论唐代中后期藩镇内部的军事集权

唐代中后期藩镇内部频繁的军士动乱严重威胁了地方节度使的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在藩镇内部，一些节度使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采取了诛杀乱军、设置亲兵部队、质子、严密监视等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势力强大的藩镇军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开五代及北宋军事制度改革的先河。     

藩镇与节度使制度

唐中后期出现的藩镇和藩镇割据,同节度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节度使制度发端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形成于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年),广施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712—755年),安史之乱后,遍及各地,形成藩镇割据,直至唐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