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视角下的非遗活态展览——以南京博物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为例

本文以南京博物院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为案例,从话语研究的视角阐释了综合性博物馆非遗活态展的策展理念,并探讨了非遗活态展对综合性博物馆打造多元文化空间的促进作用。该馆在策展过程中,紧紧围绕"以人为本,活态保护"的非遗保护原则,开展"活态展"的创造性展陈实践,试图贯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构的非遗话语体系和我国传统文化语境对非遗项目的文化阐释;化解了传统博物馆以专家为主导的策展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活态叙事之间的矛盾;加强了社群和非遗传承人之间的关联;形成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综合性博物馆中的互补,助推了综合性博物馆朝着"全遗产观"下的现代博物馆转型,打造与区域、社群深度互动的文化传承空间。     

迈向批判性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知识困惑与范式转型

非遗时代的民俗学似乎正在进入疲软期,民俗学对于非遗保护现状的研究和反思未能有效推动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非遗本身是国际话语与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需求互动的结果,然而,国内的非遗研究却很少进行国际比较,也较少借鉴国外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非遗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缺乏总体把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的新思路的展开。在这种情形下,借鉴国外的批判性遗产研究成果,可能成为非遗时代民俗学走出瓶颈的必要步骤。另一方面,借鉴国际学界关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并不等于脱离当代中国的语境来思考问题。恰恰相反,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有助于我们将研究对象相对化,不再纠结在"遗产好不好",或者"遗产保护好不好"的问题上,而是更清醒地认知遗产政治当中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更好地思考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遗产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     

传播、在地与赋权:技术整体情境下非遗传承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基于媒介人类学视角下的田野考察

媒介化社会语境下,非遗传播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原有的传播场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又以某种方式重构,展露出原始语境和数字传播的共生状态,不同文化主体建立了独特的传播实践和表达路径。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非遗传承人与地方社会互动置于技术整体情境和社会结构中考察,发现技术赋权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赋权和传播赋权,一种“在地实践”的过程,个体在与文化、技术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与官方权力的对接,完成了从文化资本向商业资本的转化,也提升了个体在地方社会的话语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制度设定与多元阐释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完善不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该制度虽然从身份界定、权利与义务、社会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制度层面的意义设定,但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意义在商品消费文化领域却被重新阐释,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本。传承人根据身份认同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意义进行策略性地接受,其中部分传承人更重视商人的身份,利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品牌价值满足自己盈利的欲望,忽视了官方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社会责任,这导致了非遗传承效果大打折扣。基于此,综合运用培训、财政与监督等方式,强化传承人对官方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认同,是改善制度实践效果的可能路径。     

协商、整合与离散:阐释社群与媒体记忆实践——基于中国新闻界“三鹿事件”报道文章(2008-2019)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新闻界关于"三鹿事件"(2008-2019)的报道文章为经验材料,通过泽利泽"阐释社群"概念考察中国新闻界的媒体记忆实践。研究发现,国内新闻界围绕"三鹿事件"所展开的两种媒体记忆实践路径均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首先,"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主要围绕中国新闻界在此次事件中的媒介失语和职业荣耀展开,看似相悖的同行评议使得新闻权威的消解与建构共存于这场讨论中,在此事件中,国内新闻界就新闻权威来源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不同于专业主义规范的另类表述。其次,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有关该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被持续建构,它成为中国媒体在不同语境中援引"三鹿事件"时的重要范例,借此中国新闻界对该事件的叙事权威得以确立。但与此同时,媒体对"三鹿事件"边缘记忆的开掘以及去语境化处理,使得"三鹿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在行业内遭遇不同程度的离散与弱化。     

突发事件微博话语权威建构路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微博发布突发事件,常需借助话语策略,提高话语权威和可信度。微博主要通过@、引言和附上链接网址等技术手段,诉诸官方话语权威、亲历者的经验权威、权威人士的社会权威及正义感权威等话语路径,建构权威。在话语路径方面,官方微博在借助正义感权威,表达正义谴责肇事者的同时,常整合各方面因素理性地判断和表达,综合运用多种话语权威。草根微博主要关注亲历者经验权威,有意远离官方性的话语权威,理性地引用多种权威的能力也尚需加强。     

重访改革之路:“旧报新读”中的媒介记忆

本文从集体记忆的路径切入,对2018年初《文摘报》推出的"旧报新读"栏目、媒体人的采访稿,以及在其他媒介场景中对旧闻的阐释和评价文章的文本进行分析。探讨新闻界讲述的历史故事与新闻权威之关联,聚焦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热点时刻中媒体人的阐释实践:作为记忆实践主体的媒体人是如何书写新闻界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在勾连过去与当下之中强化了自身的新闻权威,最后,书写自身新闻史的记忆工作可以提供给转型中的新闻业怎样的精神遗产与话语资源。     

话语的建构与意义的争夺——宜黄拆迁事件话语分析

本文以福柯"将话语和语言置于社会实践和过程的中心位置"的观念为指导,采用费尔克拉夫"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路径,分析宜黄拆迁事件中的三方话语——《南方都市报》的媒介话语、宜黄官方话语以及新浪微博直播"机场围堵战"和"女厕攻防战"的民间话语。本文认为,"话语描述"(discourse representation)和"预先假设"(presuppositions)是话语建构的主要方式且具意识形态效能,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不仅话语与话语互动,而且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互动,话语既反映社会现实,又建构社会现实。     

秩序修辞与协同:社交媒体语境下政府公共传播的逻辑重构与多元实践

政府公共传播是组织传播和媒介规范的交叉概念。作为推动民主社会进程的机制构成,政府公共传播是基于公共决策、信息接近和社会责任的最佳社会决策框架而建立的“公共话语系统”。社交媒体重构了政府公共传播的要素指涉语境,“秩序协同”成为我国政府公共传播话语实践的主导模式。通过运用语境重构方法对微信平台的政府公共传播多元话语主体生成的关键文本进行文本间语境重构分析,以检验政府公共传播各行动者在社交媒体的策略实践能力。研究发现,在重大公共事件传播中,官方机构以“权威发布”的强话语文本建构公共传播“主调”,并通过机构间文本互文和修辞维持话语秩序。媒体文本对政府文本,尤其是关键文本高度依赖并将“协作修辞”作为其主要话语策略,此外,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传播的话语空间仍然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传播的“协同责任”媒介规范理论,主张社会责任论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责任协同范式。     

数字价值观：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本文从构成性传播以及能动实在论视角出发,探讨传播语境中的物质-技术-话语-主体的纠缠关系,阐释数字价值观这一概念的学理基础以及现实意义。跟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样态相比较,数字价值观体现数字行动者参与、数字传播逻辑支配、数字实践构成等属性特点。通过解释主体间性互联、话语谱系互文、技术场域互嵌等纠缠构成关系,作者尝试性提出数字价值观的研究框架,并展望基于这个框架的理论建构、方法创新、实践考察。     

新媒体环境下非遗叙事的“年轻化”策略

新媒体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若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保护,必须重视非遗在新媒体上的叙事表现。新媒介叙事系统相较传统叙事有所变化,非遗文化在新媒体中的叙事表现也发生了变化。针对这些变化,在三个方面分析在新媒介环境下非遗叙事的"年轻化"策略:传承人媒介形象的年轻化;叙事话语的年轻化;媒介叙事载体的年轻化。为此,搜集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上的相关叙事案例,从媒介叙事的角度来阐释非遗年轻化形象的建构,并针对现有的媒介叙事情况提出问题与策略。     

新媒介语境下话语表达转向及网络空间治理

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全新的媒介语境.在新媒介语境下,原来现实空间中的话语表达在网络空间出现转向,主要表现为从权威到草根的主体转向和从稳定到飘摇的结构转向.而话语表达主体和结构的转向招致了网络空间的失序危机.因此,围绕建构健康的网络空间将是危机治理的关键.     

后真相语境下舆论话语的逻辑新变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适应新的社会语境,在话语实践中展现出深层次的逻辑变化。本文立足后真相语境中的网络舆论话语实践,对舆论话语的生产逻辑、叙事逻辑、政治逻辑和意识形态逻辑等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舆论话语逻辑运作的结构性矛盾并加以阐释,最后揭示了舆论话语逻辑转换的本质。     

“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运河杭州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文本"和"历史叙事"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威权式遗产话语"是如何再生产"遗产事实"的社会实践过程。本文选择杭州段运河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申遗前后社区历史和文化"再生产"的实地调查,发现其经历了遗产话语再生产、遗产空间再生产和遗产文化再生产等"遗产化过程"。桥西文化历史街区的研究表明,遗产空间的再制造尽管满足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标准,但同时造成了对原有社区历史的"矫饰"和"文化灵韵"的销蚀。文章认为,中国大运河其实是在遗产话语的"绑架"下,经过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符号化的再生产,"被再制造"出来的。     

互动语言学视角下跨文化语境的话语传播 ——以《非正式会谈》为例

跨文化语境的话语传播受多元文化背景、谈话者权力关系、传播活动属性等因素制约.运用互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基于《非正式会谈》的语料,从话语形态表征、话语互动实践、话语权力博弈三个方面展开跨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分析.研究发现,跨文化语境下的话语传播是以日常交流会话形式呈现的,话轮构成主要以句群或者语篇为主,话轮争夺以合作型故意打断为主,会话秩序较为正式,有间性提问穿插;说话者通过互动修辞手段和建构多重话语展开话语互动实践;跨文化语境中的会话具有"权力博弈-文化认同"的特点.跨文化语境中的冲突难以消除,但是通过调整话语手段可以消弭文化鸿沟.跨文化节目的话语内容应当以意义共享为前提,构建宽容开放的话语互动平台,以理性和尊重破解文明冲突.     

权威与角色：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职业文化的话语建构——以《“作嫁衣者”说——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编辑心声》为文本分析对象

长期以来，学术期刊编辑面临职业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双重挑战，而建构职业文化与职业权威是提振学术期刊编辑职业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以52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旗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自我叙事文本为经验材料，试图分析和理解学术期刊编辑如何阐释自身职业的角色定位，形成并坚守共同的职业范式与职业文化。研究发现，学术期刊编辑在角色认知的隐喻话语、职业生涯的危机话语、职业权威的重建话语及职业伦理的反思话语四个维度上建构其自身的职业文化。中国学术期刊编辑一方面受到国际学术出版规范与标准的影响，建构起与西方学术出版同行类似的职业范式，另一方面又嵌入在中国本土的学术出版体制机制、学术文化传统和学术出版实践常规中，体现出中国式学术期刊编辑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性特征。     

视觉图像：公共事件的议题构造与修辞实践——基于熊猫“丫丫”事件的个案考察

视觉文化时代,公共事件的议题构造与社会动员的表征已由“网络造句”转向图像修辞。纵观近年来以熊猫“丫丫”为代表的公共事件,置身于文化语境、现实语境等具体语境中的视觉图像通过提供共时与历时维度的观照,推动指向社会矛盾的公共话语建构。同时,修辞主体主要通过对摄影影像、漫画图像以及拼接图像三种图像符号征用来激发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此外,必须对“视觉转向”下公共修辞实践的潜在风险加以关注。     

身份建构与社会认同：童书译介出版的知识生产者实践（1919—1949年）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强国新民的社会需要发现了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的重要性,出于获得话语身份和社会认同的个体需求发现了关注边缘群体作为“资本积累”的价值,于是积极寻找有效手段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儿童观念、形塑全新的现代儿童群像。童书译介出版是可行的现实路径,作为权威建构型知识生产者的赞助人或出版商在发现符号资本的同时实现了自我认同;作为文化建构型知识生产者的译者在进行符号资本转化的同时实现了职业认同;作为规范建构型知识生产者的评介者在深化符号资本的同时完成了群体认同。三类知识生产者积极推动童书译介出版繁荣发展,译介出版之新知成为解放、改造儿童的有利工具,译介童书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新媒介,知识生产者获得了为儿童发声的话语阵地和相应的话语权力。由此,对知识生产者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效的切口,去审视知识分子的话语身份和话语强权是如何与儿童现代性问题相联结的。     

社会危机语境下的美国总统语用身份建构

近年来,"突发危机"成为社会重点问题。如何有效地进行突发危机管理,建构良好的组织形象,这不仅是一个涉及"如何做"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语言语用问题。本文以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白宫发言视频为分析对象,基于陈新仁(2013)关于语用身份建构的理论探讨,分析危机语境下美国总统的身份建构情况,并具体阐释其语用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类型。     

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网络女性主义现实困境与逻辑进路——基于对互联网场域中“反剩女”话语的考察

随着互联网的勃兴和广泛应用,社会实体及其延伸的不断媒介化,人们的性别观念与实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生微妙的变迁。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相呼应,多元价值取向的互联网场域也在不断解构并重构相关的女性话语,"反剩女"话语随之应运而生。同时,立足于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语境,女性主义及话语及其表征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场域中也面临着被异化和被殖民化的双重可能。本研究将从"剩女"的话语建构路径出发,以互联网场域中的"反剩女"话语为考察对象,揭示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女性主义的现实困境和逻辑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