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比——以地区“婚嫁歌”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物对中、俄两国人民具有深刻影响,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关于中、俄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间对比分析的研究较为欠缺。文章以“婚嫁歌”为例,将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达斡尔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婚俗”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北部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婚嫁歌”进行对比。基于二者存在的异同点,探究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正视“非遗”为两国人民带来的影响,以期进一步传播中、俄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论《昭明文选》潘岳赋中的“冷”意象与“悲”意象——以《怀旧赋》《秋兴赋》《寡妇赋》为例

潘岳,中国古代"第一美男子",才多姿美,但他存于《昭明文选》中的赋却充满冷悲的意象。冷意象词在其《怀旧赋》《秋兴赋》《寡妇赋》三篇赋中比比皆是。本文以这三篇赋为例,并联系潘岳几升几落的曲折人生经历,从其赋中的"冷"意象与"悲"意象两方面展开论证,从而进一步探究潘岳悲凉的内心和对官场仕途的无奈。     

英汉第三人称照应对比研究——以《红楼梦》第三回为例

照应是一个语言成分与另一个语言成分的关联点,也是语篇衔接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英汉翻译中,语篇或语义照应关系是译者的考虑重点。在传统上,人称有3种形式：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第三人称代词是语篇层面上照应的重要表现形式。该文以韩礼德照应理论为基础,以《红楼梦》第三回为例讨论了第三人称代词在语篇中的照应功能,主要从前指和后指照应两方面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篇中第三人称照应的异同,并简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二者的区别与相同点,从而产出更优质的译文。     

少年意象之永恒困境——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拥有恒久艺术魅力,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生命体在少年阶段面对自然及社会文化语境时,存在的永恒困境:童真生命迈向成人世界时的迷茫、恐惧、无奈和执着。这一困境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永恒且无解的主题,所以才能超越时代,拥有恒久的焦虑、沉思与寻觅。当然,永恒经典能超越时代,自然也能对当下青少年群体有所指点关怀,因而研究这一经典书籍有重要意义。     

姜夔的词与乐——以琴歌《古怨》为例

《古怨》是现存最早的歌词与曲谱兼备的琴歌作品。从文学方面看,整首琴歌几乎每句句末都以仄声字收束,句中情感迫促处采用入声字;句式长短参差,单字句和双字句间杂出现。从音乐方面看,在复原的"侧商调"基础上,姜夔运用古琴复杂的指法表现出多变的音色,以配合情感的表达。姜夔通过将文学与音乐精心结合,充分表现了他忧国伤时和借景怀人的复杂感情。     

“读者中心论”视阈下中文原创绘本西译对比研究——以《小鸽子救火》为例

绘本是童年时期重要的阅读材料,中文原创绘本的西班牙语译本既能帮助国内儿童提升西班牙语学习兴趣,又有助于我国文化在西语国家传播,因此对其译本质量把关显得尤为重要。绘本的双重读者性质要求译者以“读者中心论”为翻译原则,在翻译过程中需充分考虑绘本读者的年龄、认知、词汇量与兴趣点。《小鸽子救火》一书现有两个西译本,该文结合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从题目、译者、译文及排版等角度对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译文时又涵盖语法层面、词汇层面、用语习惯、标点符号、原文忠实度的传递多个方面。     

语用顺应论视角下《飞鸟集》汉译对比研究——以郑振铎和冯唐译本为例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经典作品《飞鸟集》有诸多汉语译本,其中以郑振铎译本最为经典,冯唐译本最具特色。本文基于语用顺应理论,探究两个译本在诗学要素处理方面的差异和译者顺应意识突显程度的差异。研究发现:郑振铎顺应意识程度较高,其译本在语义表达、结构转化、意象处理、意境传递等方面的顺应很适切,同时予以相应的语境补缺;而冯唐顺应意识程度较低,个人风格过于突显,未能较好地顺应原作和读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分地进行动态顺应选择才可能实现诗歌文本最大限度的语用功能等效,进而彰显并有效传播经典文学语篇的美学价值。     

跨文化交际理论下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研究——以《霸王别姬》英译为例

跨文化交际理论认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翻译应该保留所译文化的异质性,保留其异域文化色彩,并还原该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流失部分的真实面目。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经典戏剧,是文化交流中的主要交流对象之一,但在其英译的过程中却存在较多文化缺失的现象。为此,通过对我国戏剧典籍英译本中缺失的我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进行文化补偿,从而开发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模式。     

早期佛教中“爱”思想研究——以《杂阿含经》为例

"爱"作为早期佛教中便已产生的思想,一直在佛教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杂阿含经》中详细的展现出爱支作为缘起法中的一支,在缘起法完善之前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十二因缘完善之后,联结各支的重要作用。同时,"爱"作为一种恶业,是苦产生的直接根源,因此在早期佛教中一直被予以断除,这一思想在《杂阿含经》中有详细体现。通过分析《杂阿含经》中"爱"的思想出现的原因和内涵,可以发现,"爱"不仅对缘起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大乘佛教中菩萨“布施”思想研究——以《普门品》为例

中国佛教是以菩萨信仰为核心的大乘佛教,佛菩萨的原始形象随传入中国而逐步本土化,尤其是观音信仰与大众的渐融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至高神祗。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被译出后就备受信众尊崇与盛行,在中国被称为"诸经之王",经文中观世音菩萨的普门示现与救渡众生的大愿是大乘佛教中"六度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大乘菩萨六度思想中,"布施"思想位列其首,《普门品》主要体现了以观世音为核心的大乘菩萨"布施"的思想,观音慈悲布施救渡的思想,正是大乘佛教"救度"精神的体现者。     

港口城市意象研究(下)——以台湾高雄市为例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以及文化多样性的碰撞,全球竞争的主体逐渐由国家转变为城市,且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如何成功进行产业转型,增强城市竞争力与民众幸福感,减缓城市文化趋同的危机,使之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面临的问题。以港口城市高雄市为例,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转型期以来城市改造和文化规划等方面的经验,探讨了城市意象系统构建与公共空间对于城市产业及城市涵养之影响,可为我国内地城市实施空间再造、城市转型、城市品质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借鉴与启示。     

《汉语外来词词典》与《新华外来词词典》对比研究——以A字母开头条目为例

《汉语外来词词典》对我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最新出版的《新华外来词词典》对学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以《汉语外来词词典》和《新华外来词词典》为研究对象,对两部词典中的A字母开头条目进行整理分析,阐述二者在词源考证、字音字形、释义内容和语义类别等方面的异同,比较两部词典在整体收词数量、收词原则和编纂体例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新华外来词词典》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对其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同时又具备独创性,为词典编写提出了新模式。     

网综的良性“狂欢”——以《明星大侦探》为例

近四年,网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节目形式多样化,节目内容创新、大胆,在年轻网民中掀起一场全民网综狂欢。本文以巴赫金“狂欢理论”切入,以《明星大侦探》四季的成功播出和良好品牌效应为例,分析其新颖的人物、独到的主题内容和传播策略,探讨网综如何实现良性狂欢发展。     

村上春树笔下独角兽意象的文化阐释——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为例

从文化角度切入,阐释中西方神话传说中关于独角兽的不同解读。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为例,分析村上春树笔下独角兽意象在文本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村上对寻找精神家园的反思和对现代人心态的深刻剖析。     

先秦墨家灾荒思想研究——以《墨子》为例

《墨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灾荒思想,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过渡时代。先秦墨家的灾荒思想主要体现在《墨子》中,包含了灾荒成因、灾前备荒和救灾救荒等内容。在灾荒成因方面,墨子认为其主要成因是自然灾害、统治阶级惰庸奢靡与围城战的频发;在防灾备荒方面,墨子主张建立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鼓励生产和建立备荒仓储;在救灾救荒方面,墨子主张以人为本、节用救荒,同时号召官府“上食”赈灾与基层“兼爱”互助。该文通过对《墨子》的研究,梳理其中灾荒成因与防灾、救灾等内容,以期较全面地展示《墨子》中的灾荒思想。     

论红色文学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以《青春之歌》为例

红色文学作品因产生背景的特殊性,蕴含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不仅具有文学的一般功能,还具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功能,对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深远影响。当前的教育实践过程中,红色文学作品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并没有建立紧密的联系。首先,介绍红色文学作品的概念和特征;其次,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及现存问题和原因;再次,就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究和分析;最后,以《青春之歌》这部经典红色文学作品为例,展开说明红色文学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性。     

《红楼梦》标题迻译研究——“楼”意象的斯拉夫语传递

《红楼梦》书名中的"楼"意象,主要表现为繁华富贵地和花柳温柔乡的双关性涵义,这里面有着丰富的典故内涵。在多种欧洲语言的这一书名迻译中,斯拉夫语的"楼"意象翻译,在表面上显得最为丰富多彩,而其内在则是充分体现出错综复杂的词汇源流追溯脉络和翻译过程中颇具神采的语汇运用技巧。对这一语族"楼"意象的迻译结果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有别于处理英语、德语等翻译结果的相对简单划一,更有助于翻译学科的理论构建,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过程某些端倪的剖析。     

中美文学作品象征手法之比较——以《红楼梦》和《红字》为例

在文学作品中,象征主义是很常见的一种写作手法,不同作家的写作手段之间存在差异性,因此象征主义最终的表达效果也有不同。作者因为生长环境、成长经历、语言习惯不同以及个人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所运用的象征手法各有千秋。笔者就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和美国文学作品《红字》中所运用的象征手法进行比较和分析,并对其中让人惊艳的象征手法进行鉴赏。     

论以翻译补偿实现散文翻译“三美”——以《白马湖之冬》为例

中国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提出了“三美论”,强调翻译的译作应该体现出原稿意、音、形上的三美。但因中英文化差异,翻译中“三美”的实现需要根据原稿的内涵、逻辑、美学等作出翻译补偿。该文以《白马湖之冬》为例,选取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的译文,探索译者是如何通过翻译补偿更好地展示翻译“三美”,并为散文初译者提供有益的分享和借鉴。同时,通过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展示人们的精神世界及其丰富的娱乐生活,进而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文化。     

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本质”概念——以《现象学的观念》为例

胡塞尔认为,作为普遍的本质才是认识论的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尽管胡塞尔沿用了传统意义上的本质术语,但是其本质的内涵与以往哲学大相径庭。基于《现象学的观念》一书,沿着胡塞尔对认识论的现象学的研究路径,即"认识是如何可能的",来探讨"本质"的内涵,然后通过本质直观来寻求认识本质的直观明晰性,以达到对绝对自身被给予性的把握,最后在本质变更法中对无法清晰地区分出不同的本质之"边界"等问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