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

学界虽对关羽信仰关注较多,但对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却探讨较少。关羽这一汉人信仰在少数民族统治的蒙元时期同样流行且被广泛信仰;元文宗对关羽的册封虽带有极大的偶然因素,但用意深远;元杂剧的繁荣推动了元代的关羽信仰。对比宋明和元清对关羽信仰的不同利用,可以洞悉他们不同的文化统治策略。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的蒙古人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因蒙元政权早期三位最高统治者即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加之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和屯田的广泛开展及镇戍军的驻扎,这个区域迁徙居住有大量的蒙古人和中亚各部族,诸如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阿儿浑等。这里遂成为诸多民族迁徙、定居的重地,导致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促使蒙古人与各族人民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     

蒙元时期的葡萄酒和马奶酒

蒙元时期中原地区葡萄酒的来源主要有西域朝贡、境内自产、商贾贩运、海外贸易等几种渠道,葡萄酒的酿造不仅使用传统的自然发酵法,还掌握了极为先进的烧酒技术。马奶酒是草原民族的特色饮料,决定马奶酒品质的高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马乳搅拌的次数;二是马畜品种的优劣。蒙元宫廷和百官所需马奶酒主要由太仆寺负责生产管理,属于国家经营的社会福利。在蒙元宫廷中,葡萄酒和马奶酒的消费十分巨大,主要用于宴会饮用、帝王赏赐和宫廷祭祀等活动中,宫廷葡萄酒的时尚消费体现了蒙元政权积极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马奶酒的备受青睐则反映了其不忘国俗旧礼,始终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     

蒙元时期的牌符

蒙元时期的牌符极为发达，有别于历朝历代。关于牌符的实物资料，目前国内外仅发现有17枚，主要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等。牌符上以汉，契丹，畏兀儿蒙古，八思巴，藏，波斯等字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范围，用于传达皇帝的旨意政令，标示身份，牌答的管理机构为中书省，典瑞院。蒙元时期的牌符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牌符制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元时期王屋山全真教活动述略

蒙元时期全真道在王屋山地区分布极广。马丹阳、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等宗系弟子在王屋山均有流传,其中又以刘处玄系弟子最盛。这一时期,王屋山道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宋德芳的领导下刊刻《道藏》以及在王屋天坛和济源济渎庙所举行国家祭祀活动,前者提高了王屋山全真道众的道学文化水平,后者加强了王屋山道教与统治者及全真教上层的联系。通过这些活动,王屋山逐渐成为全真教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蒙元时期入滇蒙古人管窥

自元宪宗三年（1253）冬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攻克段氏“大理国”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最后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杀身亡,蒙古人占领并统治云南长达128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史料记载的入驻云南的蒙古人主要为诸王、仕宦、骑兵和牧马人等。     

再论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人数众多，流传广泛，历史悠久。但蒙元时期在华传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规模并非巨大，从整体上讲，它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伊斯兰教。     

杨家将人物事迹新探

杨业早期行迹是杨业生平事迹中的空白。根据史料分析:杨业入仕北汉到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一直镇守在北汉与契丹的边界代州。杨业早期没有参与过对中原王朝的战事,在与契丹作战中获得"杨无敌"称号。杨业之弟杨重勋,戎马一生,镇守边疆,抗击外敌,忠于中原王朝,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应归于杨家将人物系列,加以研究。学界一般认为:杨宗保是杨家将戏剧故事中的虚构人物。河南洛阳市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的宋代杨令公停灵碑证明:杨宗保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为杨业孙女。根据年龄判断,杨宗保应是杨延昭之女。     

蒙元时期新疆“维吾尔人”与宗教

通过对史料的研究，论述了元代西域“维吾尔”东，西两个居住中心居民成分与宗教，以期勾勒出元代西域“维吾尔”的历史全貌。     

陈尧佐家世事迹论述

北宋时陈尧佐兄弟三人,二人登宰相高位,一人任节度使,家族贵盛荣显,其后人繁衍播迁,影响久远。首先考述陈尧佐家世,指出该家族为汉代颍川陈氏和南朝皇帝陈霸先之后家道几经起落,至北宋陈省华时得以复兴。陈尧佐的生平事迹被认为好古博学、才学出众、刚毅笃实、自奉俭约、勤政爱民、实绩卓著,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文化冲突与权力博弈中的元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文化冲突与权力博弈是元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元代对治国策略的寻求与正统问题及推行汉法的讨论密不可分,并对元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元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     

党项族西夏王国的民间工艺及雕塑绘画品

在西夏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党项族作为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其民间艺术品以及雕塑绘画品都具有显著的特色。不仅体现了西夏文化丰富的艺术内涵,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有着重要贡献。     

“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忽必烈建立元朝 ,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传统的“中国观”以此为契机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 ,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 ,其文化意义突破农耕文化而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 ,乃是“中国”主权行使者 ,可以是汉族政权 ,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这样的“中国观”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全中国的统一局面的形成。     

汉朝史注的成就与特点

汉朝时期,史注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史注作品。两汉学者开始将注史视为学术自觉行为,以训解史书为主要模式,不断走向深入。虽然在汉朝时期史注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但它却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活动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元以来汉籍文献所见蒙古族习惯法管窥

在蒙古族古代法制史研究领域,充分利用元以来汉籍文献日趋显得十分重要。汉籍蒙古族习惯法文献有三大特点,文献体裁丰富、时间跨度绵长、地域覆盖广阔。有元以来的汉籍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包括刑事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社会组织方式,婚姻家庭习惯法。事涉蒙古族习惯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中窥见蒙古族习惯法之一斑,并可借此补充蒙古文文献的缺漏,从而完善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元代安徽地区的科学技术成就

元代安徽地区的科学技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农书编纂、印刷技术革新,以及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元代三部著名农书均与安徽关系密切,或由安徽籍人士参与编纂,或由时任安徽地方官纂成,对安徽及全国农业生产影响深远。旌德县尹王祯革新活字印刷技术,创造发明了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法,对我国出版印刷业影响深远。官办医学有所发展,惠民药局得到普及;以新安医学为代表的民间医学得到发展,诞生了一批医家,出版了一些医著。天文、历法、数学等领域内,一些民间学者有所作为。     

论元代北方少数民族词人群体创作特征

元代北方少数民族词人群有着共同的地理文化背景,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较多的群体特征,如隐逸主题、宗苏辛的词学取向以及较明显的曲化倾向,反映了元代北方社会生活的某些文化内蕴,同时对于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构建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元中都的历史地理地位及其在当前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元中都遗址有其特殊的历史研究及文物价值,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因而引起了史学界,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元中都遗址的发掘、研究与开发,必将带动当地旅游事业和经济的综合发展。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论清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清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是在后金政权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是清朝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政府突破了“华夷之变”的局限，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采取倾斜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积极倡导教育，程度不同地改变了少数民族轻视教育的观念。通过广设学堂，推进普及的方式，有效地缩小了中国各民族之间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少数民族及其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少数民族地区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开创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教育的先河，对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其政策在实施中尚存在不足，但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