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起人民心中火焰”的加香

1954年,当时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理斯·多列士,在庆祝《人道报》创刊50周年的文章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受过盖德派的训练,他是学习布尔什维克经验的第一人;他用舌头和笔杆在千百万人心里燃起炽烈的火焰,教导他们认识和热爱巴黎公社的继承者——苏维埃共和同”这个“在千百万人心里燃起炽烈的火焰”的人,就是“法国人民忠实的儿子”、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杰出的新闻战士加香。     

“文朝”与“丈庙”

从前有两个秀才赴京赶考,途中遇雨,跑到一座“文庙”暂避。一个见庙门上首写着“文庙”二字,便念道:“文朝”。另一个端详了一会儿说:“这哪里是‘文朝’,[注]明明写的是‘丈庙’嘛!恰逢一个化斋的和尚路过,两人便请他论断是非。和尚听了一笑,随口念出四句打油诗来,对两个认错字的秀才进行了嘲讽:     

“伪小人”时代

张某属于那种典型的“新好男人”，上班听领导的，下班听老婆的。路上听交警的。从没听说他和谁发生过争名夺利的事情．更不要说什么风流韵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碰上同事说荤段子他总是乐呵呵地听得津津有味．还经常主动“自暴隐私”。同事叫他打牌．他摆摆手说：“快别提了，最近手气痞．昨天打麻将还输了千把块!”事实上．所有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根本就不打麻将。也不上网聊天．更从不拈花惹草。一开始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将自己如此描黑．一次酒后他坦诚相告：哥们．还不是为了适应环境。要不这样我哪里混得下去!     

“编外记者”张荣枢

在汝南县汝宁镇,有一位年逾古稀、体态瘦小的老人。哪里人多事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就是被人们戏称为“编外记者”的张荣枢。 １９８３年,６３岁的张荣枢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由于无事做,曾一度情绪低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宣传部举办的新闻爱好者培训班。省报记者生动有趣的讲座,使老张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不分盛夏、严冬,玩命似的刻苦学习和写作。有一次,他去农村向一位村干部了解有关“三乱”方面的情况,遭到这位知情村干部的拒绝,老张不死心,“赖”在人家那里不肯走。当时正值６月种稻季节,人家下田插…     

企业家是“破坏性创造”的创新者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企业家是从事“破坏性创造”的创新者。而后现代大     

新闻是“跑”出来的 不是“泡”出来的

应当说,这既是一个老题目,又是一个新题目。过去把记者叫“跑新闻”的,前些年新闻界还研讨过一阵“脚板底下出新闻”的问题,都涉及这个主题。为什么又说它是新题目呢?目前,有的记者认为新闻不用“跑”也能“泡”出来。到哪里“泡”呢?这样的记者不是“泡”会议,就是“泡”剪彩;不是“泡”宾馆,就是“泡”机关……如此浮在上面,有     

张宏堡的“前世今生”

“张宏堡是一个正常的人，聪明的人，但他没有逃出一个规律，就是一旦事情做大了，就幻想着君临天下，开始‘造神’”     

写稿不是为了报答主人的“热情”

二十八年前我刚刚跨进新闻工作门槛时,一位老同志给我一句赠言:“白鸽往亮处飞。”他说:新闻工作者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哪里有新闻线索,就往那里跑;当你没有新闻线索,看不见“亮处”时,就应该深人下去,花硬功夫搞调查,在调查中发     

我的“鹰”在哪里?——怎样提高人物通讯的质量?

最近,我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保尔·海泽的小说集,他提出的“猎鹰理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谓“猎鹰理论”源于卜伽丘的《十日谈》第5日第9个故事前的引语,说的是一个名叫费得里哥的男子,为了追求一位阔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能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只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海泽从这段引语中悟出了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每个作者经常要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区别于其它成千上万篇故事的独特之点在哪里?”我认为,海泽的“猎鹰理论”对于记者如何提高人物通讯的质量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记者在采写人物通讯时不妨也这样问一问自己:“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通讯区别于其它成千上万篇通讯的独特之点在哪里?”我想,只要我们的记者能经常这样     

在真实上练“笔力”

听了个“笑话”,引出个锻炼“笔力”的话题。 某车站检票时,发现一个单身的农村小孩儿检完票慌慌张张往里跑,连票也不知道要。检票员发现是一张下行票,于是急忙叫住他,问他上哪儿去。见他吱吱唔唔说不上来,把他领进了办公室。车站方面猜测这小孩儿可能是在家里挨打后跑出来的。通过耐心负责的反复询问,终于使他说出是哪里人。车站当即打电话联系,这才知道这小孩儿和母亲吵架,一气之下把他母亲掐死后外逃的。这件事很快登了报,但是这样写的:检票员正瞪着警惕的眼检票,忽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的手上和车票上都有血,于是断定他是杀人犯,立即把他送到派出所,果然证明他正     

谈人物栏目中的“情”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创作，总根于爱。”电视节目制作就是一种创作。而且在今天电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普通的文艺作品。而在众多的电视作品当中人物节目可算是“永远的长青树”。“东方之子”、“杨澜工作室”以及从“今天我上镜”到我们的“现代人物”，可以说人物栏目的生命力就在于人的命运与性格的再现，这其中留住观众的便是节目中充盈着的浓浓的人情味。一、情感交流就是一次动情的过程当一个陌生的人坐在你的面前时，你首先让他感到一种真诚；一个新闻人物出现在你的镜头前时，你要让他感到你是一个平常的人，你和他都有着…     

启良：“我是一个预言造就的”

我如果做一个善人,道德动力在哪里？孟子讲“性善论”,向善,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然而为什么人就一定是要向善的呢,做恶人得到的实利兴许还多一些？这在儒家学说里找不到答案。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儒家的“内圣”无根。道德的动力在“死亡”二字。你对死亡怎么思考,这才可以建立一个比较服人的道德学说。     

“牛气”的普利策

１９０４年,普利策在自己的报纸 生涯就要结束的时候,想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保持他的《世界报》的完整性。他看中的是纽约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官摩根·Ｋ·斯坦利。他约这位法官骑马,并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约定,斯坦利将成为理事。普利策问斯坦利：“您觉得《世界报》怎么样？” “它是一张伟大的报纸,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缺点是什么？” “它从来不支持朋友。” 普利策激烈地回答：“一张报纸不应该有朋友。” 这位法官同样激烈地回答：“我认为它应该有朋友。”普利策说：“如果这是你的意见,你就是给１００万美元,我也不…     

“运气”及其它

一个刚刚上学的孩子,一次考试成绩优良,高兴地嚷嚷着:“我的运气真好!”听了不禁使人愕然。一个生长在八十年代的少年竟也讲起“运气”来了!从哪里学来的? “运气”即“时运”、“命运”、“无命”之谓也。解放前,人们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信天命,祈求神灵和命运,是落后愚     

“热点”与“冷点”

记者有个传统的思维指向——趋向“热点”,漠视“冷点”。办事无恒心的人,被批评为犯“冷热病”。中国的记者,犯的不是“冷热病”,而是“常热病”。赶浪头,凑热闹之瘾不谓不大。写“气象新闻”、“意图新闻”、“证实新闻”,是拿手之戏。难怪有人说记者有“趋光性”、“向热性”,哪里有辉煌的灯火,哪里有冒气的“热点”,便蜂拥而至,异口同声地报道。去年,抢购风袭     

想起“吴下阿蒙”

中央电视台除夕夜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使我突然想起了“吴下阿蒙”的故事。“吴下阿蒙”即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说起吕蒙,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咤叱风云、威震华夏的关云长就是因为吕蒙偷袭了荆州,而导致败走     

由“新三毛”行骗于记者谈起

报载:一个自称“新三毛”的人,以其“在几十个国家举办过演唱会并获奖”为名行骗于社会,也使不少新闻媒介受骗上当,纷纷为他扬名。 谎言腿短,假的成不了真的。“新三毛”行骗术揭穿后,所谓《新三毛流浪记》也因人告发而胎死腹中。但是,这一案情得出的教训却发人深思。其破绽百出的骗术为什么能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个中缘由值得探究。 政治思想素质不高,缺少采编人员应有的政治责任感、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记者上当受骗,甚至随波逐流的主要原因。“新三毛”自称去过数十个国家演出,但是他竟连一本出国护照都拿不出来。“新三毛”四处行骗,骗术相当拙劣,但仍有“热心”的记者“可怜他”;有的记者承认那些文章“除了性别是真的外,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更有记者自己承认,早就看出“新三毛”不对劲,可就是懒得打个电话去核实。人们要问,记者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责任感究竟到哪里去了?     

墨水“話”

有一个小孩子学人家的話,照着人家的公式往下套,闹出了一場子笑話。故事是这样:这个孩子的父親对孩子的母親說,有一天,他去訪一个朋友,不巧,朋友不在家。只有一个比自己的孩子还小的一个小孩子在家里。“你爸爸哪里去了?”“到庙里跟老和尚下棋去了。”“你妈媽也不在家嗎?”“我媽媽到东鄰三嬸家     

释“红”与“专”

有一种论调曾经一度在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这种论调叫做“先专后红”论。据我看,这种论调的持有者之中,至少有这样一种人,在他们看来,所谓“先专后红”也者,实际上是想把“专”作为“红”的资本,而把“红”作为“专”的装饰。你很难说这种人的主要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只不过是想把这“专”与“红”当作两笔赌注,用来在他所想象的人生的赌场上押宝;他既不想真的“专”,也不想真的“红”,他无非是想用这两者互相辅助,作为他攀登他的“进身之阶”的两把拐杖而已。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和艾青的“国际声望”,不就是被她或他当作资本和装饰的吗?然而这些据说是由于她或他带着其固有的荣誉参加了共产党而使党增加     

“新月”才女方令孺

方令孺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家，属方苞世族后裔。在中国的读书人看来，论门望之隆，桐城方氏或许仅次于曲阜孔氏。自清代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流派以来，读书种子历世绵延不绝，其间多有以文名闻于世者。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诚，是桐城派作家方东树的族弟及学生，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任过职，后值直隶枣强县县官。父亲方守敬，是书法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