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竹枝歌

《西湖竹枝歌》是杨维桢优秀的诗歌作品,在当时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杨维桢也邀请了一百多位诗人来写和诗,从而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西湖竹枝歌》实际上是杨维桢对诗歌进行革新的工具。《海乡竹枝歌》是杨维桢反映现实的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竹枝歌扩大了杨维桢的影响,提高了杨维桢的声誉,在确立杨维桢成为元末诗坛盟主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杨维桢与元末“铁崖乐府诗派”

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元末铁崖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诗人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乐府诗派。由杨维桢与李孝光于元泰定帝泰定五年所倡导的＂古乐府运动＂,前后持续达30年之久,是乐府诗史上继中唐＂新乐府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乐府诗革新运动。这场以＂宗唐复古＂为标帜的＂古乐府运动＂,不仅使元末乐府诗的创作,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座无与伦比的高标,而且还开阔了人们的＂古乐府＂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古乐府＂观念,加深与加强了人们对于新的文学思潮下的＂古乐府＂的认识。并对明代初、中期刘基、高启、李东阳等人的乐府诗创作影响深远。     

北齐士人间交游酬唱的文学意义

北齐时,南北文士间进行了频繁的文学酬唱。在以军国文章为主流,诗歌为支流的北齐文学发展的背景下,士人间交游酬唱的文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北齐军国文章对江左文风的选择接受;二是北齐诗歌对江左文风的接受与抵制;三是北齐士人对南北文风观念的彼此认同。而由此引发的北齐文学的勃兴,也于侧面反映出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分庭抗礼时期的到来。     

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言小说的嬗变

元明之际是文言小说发展的徘徊阶段。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重视通俗小说,他既强调小说的“补史性”特征又突出文学性本体。受他的影响,一方面形成了元末松江笔记小说的兴盛,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明初传奇小说的复苏,最终使小说走向文学化的正轨。     

从诗文酬唱看苏轼与黄庭坚的非凡友谊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文坛上的领袖,黄庭坚为苏门学士并开一代诗派。师徒之间诗文酬唱频繁,友谊非凡。从他们大量的酬唱诗文来看,二人之间的友谊体现在他们生活志趣以及人格理想上的相知相通,诗歌艺术上的交流切磋、争奇斗巧和宦海沉浮,人生遭遇中的勖勉与慰藉等方面。     

西湖赏雪

地处江南的杭州西湖,每年雪期短促,大雪天更是少见,雪这东西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遇见雪花纷飞,山舞银蛇,便会营造出与常时、常景迥然不同的雪湖胜况。     

明代民歌“竹枝”风貌

民歌＂竹枝＂在唐代以前就已存在,到唐代达到兴盛,宋元时代继续流传,明代仍传唱不衰。根据流传下来的明代文人竹枝词中对民歌＂竹枝＂的有关记载,可以勾勒出明代民歌＂竹枝＂的大体风貌：一、传唱地域主要为巴渝楚湘吴越一带,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二、演唱者既有女性也有男性,演唱环境多为月下水边。三、演唱内容以爱情为主,兼咏劳作,以苦怨为感情基调。四、音调上具有柔靡婉转的南音特征。明代民歌＂竹枝＂的盛行无疑会启发影响到明代文人竹枝词的创作。     

再论《西昆酬唱集》与道教之关系

《西昆酬唱集》是真宗崇道时期馆阁诗人唱和所结之诗集.然而历代从道家、道教角度对此集的研究却是罕有其人.参与唱和的诗人大都参与了真宗崇道的活动,部分诗人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集中诗歌大量使用了道家、道教之典故与意象,使全集充满了神仙道术色彩.无论是诗人行为还是诗作内容,整部《西昆酬唱集》都与“道家、道教”关系密切.     

萨都剌与僧道的交游酬唱述论

元代统治者采取优容的宗教政策,使诸宗教得以广泛地传播与发展。在那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出身于答失蛮（穆斯林）之家的萨都剌,与佛教的禅宗、律宗和藏传佛教等名僧及道教的正一派、茅山派等名道士频繁交游酬唱,其中不乏富有诗名的释道名流。其倡和诗章不仅是宗教人士与文士阶层之间交往互动结成密切友谊的颂歌,也是释道二教历史和文化的艺术反映。与此同时,萨都剌在亲密接触僧道的过程中不免受到浸染,其人生志趣和诗歌创作也表现出禅思和道趣。     

“圣世”文学与文学“盛事”——略论明初的“君臣酬唱”

明初“君臣酬唱”盛极一时,呈现出参与者众、次数繁密、时段较长、场面宏大、君主主导等特点。酬唱非惟文化活动,更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掌握酬唱主导权的朱元璋表面上推崇“君臣相得”,实则意在树立“圣君”形象;出于追慕理想、献言上谏、提振文风的需要,以士大夫为主体的臣僚亦积极参与酬唱。君臣所抱目的、所持立场不同,却扭合成明初的“圣世之音”,也致使酬唱出现种种吊诡。朱元璋借酬唱巩固君主权力、推行文化改革。洪武十三年后,政治环境的改变对酬唱活动造成客观限制,宰相制度的废除则使得“君臣酬唱”的内在逻辑无法自洽,“君臣酬唱”终至风流云散。     

杭州西湖与袁宏道诗文创作

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至杭州游历,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文.这些诗文对西湖进行了抒写,与其在吴县、公安所作诗作相比,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气息,形成了袁宏道独特的西湖诗文特点.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祜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桂林西湖的复原研究简

桂林西湖曾是桂林市区最大的湖泊,经过一段沧桑的交迁后完全湮废。如今的桂林西湖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将古西湖复原是应对困境的良策。复原的古西湖能充分发挥生态功能、旅游功能、泄洪抗旱功能等,从而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桂林“两江四湖”工程各方面成功的经验,使古西湖复原工程更具可行性。     

西湖诗词与杭州诗性文化

杭州因西湖而闻名,景色秀美,人文荟粹的西湖吸引了历代诗人,并成为其吟咏对象。对西湖诗人及其诗词作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探究杭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独特内涵,并对当下发展杭州文化,开发人文资源颇有裨益。     

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再认识

杨景贤的大型连台本杂剧《西游记》将民间流传的唐僧西天取经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围绕孙悟空这一富有叛逆精神和神奇色彩的典型形象,剧作以曲笔多侧面地揭示了元末深刻的社会危机,但在讴歌被压迫否定现存秩序的反抗斗争的同时,却倡导人们皈依佛门以抗衡物欲的诱惑、摆脱生存的困境;而在让剧中人现身说法、向世人灌输“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的佛教义理的形象化过程中,又对苦空寂灭的宗教禁欲主义予以辛辣的嘲弄,肯定了源自人类自主天性的爱与欲,表现出元末人在日益高涨的市民意识濡染下谋求个性解放的潜在愿望。     

桂林西湖的历史地理考察

桂林西湖曾是桂林市区最大的湖泊,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自唐代李渤开发隐山西湖使其变成著名景区以来,西湖经历了沧桑沉浮的变迁。通过挖掘历史文献、碑刻、口碑资料及田野调查等,对西湖历史地理变迁的轨迹予以梳理,并揭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对西湖变迁的历史考察发现,西湖变迁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和社会原因等。     

1929年西湖博览会宣传工作述论

1929年举办的西湖博览会是中国会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博览会在组织、宣传、营销等方面均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尤其是其宣传推广方面的很多做法在今天举办各类博览会时仍有借鉴意义。     

惠州市西湖风景区草本植物资源调查

通过对惠州市西湖风景区的草本植物资源调查，发现该景区的草本植物种类总类为33科73种，其中双子叶植物有23科47种，单子叶植物有10科26种。在对草本植物种类、优势科和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讨论西湖风景区草本植物现状，并就西湖风景区今后规划发展的草本植物配制和引进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杨心一生平事迹新考

杨心一是清末民初重要的翻译小说家,但是目前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学界几乎一无所知。今在新发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对杨心一的籍贯、生卒年、学习经历、任职情况及社会活动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大体澄清了其生平事迹。     

扬雄文学思想对东汉文论的影响

扬雄文学思想对东汉文论有较大影响,桓谭、王充和班固学习扬雄自创体系的著述精神,接受他尚用、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观点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意见以及其他文学见解,并有所发挥,从而为东汉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