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于民间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解读余华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陈先生"形象

从余华笔下的陈先生形象入手，探讨陈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终放弃自己的话语空间而走向民间话语霸权——许阿三们的外因和内因，从而得出中国化传统赋予陈先生的依附性人格和奴性意识正是中国传统化价值观念在陈先生身上丧失的根源，揭示了中国传统化的内在悲剧性，暗示了中国传统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性。     

农民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大革命时期为论域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以大革命时期为中心话语，探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走向中国农村、认识乡土中国时，如何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实现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女书":女性自我书写的可能及难以可能

女书意味着女性由“沉默”走向了“独白”,这是它在中国女性史乃至世界女性史上的意义.在女书文化拥有的那个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里,男性的缺席和女性有限的控制权使女性自我的书写成为可能.但是,生活在男性话语中心的传统女性注定无处可逃;故而女书要成为女性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书写,又是终究难以可能的.     

走出"目光的樊篱"--论中国女性和中国电影的话语与身份书写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遭遇"话语霸权".中国进入90年代以来"后殖民文化"的提出,提醒人们关注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东方文化后殖民化的"受虐"."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是性别问题与民族问题在不经意之间所产生的异质同构的关系.本文以中国女性导演和中国电影作为平行切入点,既审视既往中国电影和文化中的性别书写,也关注中国电影的文化走向,认为处于双重焦虑下的中国女性与中国电影应主动走出"目光的樊篱",使女性拥有话语的权力、中国电影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它的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一定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一定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定要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强对外宣传,必须加强对人民的正面教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必须坚持积极的批评、鉴别和独立自主精神。     

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伦理意蕴

在新时代,中国要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及中国传统文化话语基础上塑造在世界竞争中的“文化身份”和国际话语权,需要道义力量的支持。本文将论及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和要素,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伦理逻辑和张力,中国要实现文化领导权而非文化霸权,传播中华文化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要着眼于以价值认同推动凝聚共识、以多元平等主体实现共建共享、以公平正义构建社会和谐、以和而不同推进人类文明。     

"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

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性的,它打破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等传统上人为的科际疆界。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不仅针对其他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他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又势必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保持距离,这注定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精英性与超前性。注定他必须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市场需求的利用。此外,他借以存身的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与市场化,以及现今学科间的壁垒,都构成了中国语境文化研究的诸多阻碍。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史铁生与"寻根文学"

作为对传统话语模式的反动,寻根文学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创造性的文化资源和话语空间,但急于求成的心态和理论建设的缺乏又先天注定了它的没落,而史铁生以其从容、孤独的创作心态和对人生困境的不懈追问,对寻根文学做出了有益的填补.     

农民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大革命时期为论域的历史考察

以大革命时期为中心话语,探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走向中国农村、认识乡土中国时,如何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从"形神说"到"气韵说"的美学史逻辑

“气韵说”取代“形神说”标志着中国文化价值的审美完成，其历史走向，正是中国美学从文化的审美走向审美创造的文化的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