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與經學:經世學近代學術取向 兼論《六齋卑議》與清末變法思想及“瑞安新學”

周予同教授曾把"六經之學"分爲"經、經學、經學史"三種。這三種學問既是從周秦、兩漢到近代的演化過程,也是傳統學者在學術更新運動中的自覺努力。近代變法思想家宋恕主張把"經學"講作"經世學",再從"經世學"中發展出經學、史學、西學和法律學等現代專業學科。這個"四門"和"六齋"學科分類貫穿於宋恕在龍門、金陵、求志等改良書院中的教學實踐,用此方法引導到"新學"——現代學術。本文循着經學—經世學—新學的變法路徑,考察宋恕與章太炎、孫寶暄等人交游,并清理戊戌變法前後"滬學"、"浙學"、"粤學" "湘學"在"經今古文之争"的各條綫索,以一種"經學史"的眼光來審視"經學"、"經世學"如何轉型爲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專業和學科。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正>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六十周年,也是新亞哲學系創立人唐君毅先生誕辰百歲周年。我從中大退休有年,今應邀爲哲學系研討會講話,甚感榮幸。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却是愛好之人。今次會議以"中國哲學之新方向"爲主題,我注意到中國哲學之新方向,英文是"New Directions",用多數,也即是説應該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我現在試從"大學之道"來講中國哲學之方向。一大學之道與中國的經學時代首先,我們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講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大學》一書中,開卷即説:"大學     

蒙文通的“經子關係”思想探論

在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裏,其經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經學包括儒學、孔學、漢代經今古文學,狹義經學指西漢今文經學。其子學也只是諸子學之約稱,而非《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意義上的子部學問,故其子學很少涉及佛學的内容。蒙先生在價值立場上推崇廣義的經學,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創新的動力而言,他提倡“經子交相發而後其義可備”的經子關係思想,對於子學中的墨學及其對漢代新儒家形成之意義的闡發,道家道教思想、學術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均做出了度越前人,啓迪來者的重要貢獻。透過蒙先生“經子關係”思想側面的研究,其中藴涵的“作爲方法的周秦諸子學”的思想精義,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深化。     

王安石的二重性學統問題

王安石之學是宋學體系中一個特别類型,其學既是慶曆之后以性命之理爲核心的地域性學統,又是熙寧之後確立的以新政治理爲核心的官學化學統。以内聖外王之道解構王安石一生建構的學統,可以發現王學其實是兩個既有着密切關聯、又有着鮮明區别的學統形態:一種是民間地域學派的王安石之學,可以稱之爲“臨川之學”;一種是官學化的王安石之學,即所謂“荆公新學”。儘管王安石年輕時致力於内聖之學,希望以内聖解决外王問題,但是王安石一旦“得志”爲宰相後,并没有完全沿着早期以内聖的修己之學來解决外王之治的政治問題,而是通過《三經新義》而回歸漢代的政治儒學。這一密切配合王朝政治的功利主義儒學,受到原本是“同志”的其他宋儒的激烈批判。     

方東美對原始儒家的哲學阐释

方東美(1899-1977)長期在中央大學、臺灣大學等校從事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教學,同時,又是一位立場鮮明的哲學家。他兼通中西哲學,形成了自己的認識體系,并創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對原始儒家的研究,成一家之言,在现代儒學學術史與现代哲學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本文試作論述。     

四十自序

丁山先生,1924年考取北大研究所國學研究生。1926年由北大沈兼士、魯迅二先生薦,應聘厦門大學,擔任國學研究院編輯。1927年由魯迅薦到中山大學文學院任教授。1929—1932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1933年後,先後在中央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四川三台)、西北大學、齊魯大學、南京臨時大學、暨南大學任教,1947年任教山東大學。在大學中文、歷史和史地系,先後開設文字學、音韵學、尚書學、中國古代歷算、中國沿革地理、中國制度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諸子文選、商周史、秦漢史、中國通史、歷史文選等課。1952年在青岛逝世,年僅51歲。此篇"自序"為先生未刊日記中之一節。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胡軍教授生平著述記略

<正>一簡况胡軍(1951-2022),生於上海,逝於北京。自幼酷愛讀書、音樂、繪畫、書法、體育,自學能力強,多才多藝。生前曾任黑龍江嫩江農場三分場工人、農場直中敎師,哈爾濱師範大學敎授、北京大學敎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馮友蘭學術硏究會秘書長、北京市哲學會秘書長、北京市哲學會會長、民進中央文化藝術委員會主任、民進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十二屆和十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創新戰略委員會主任等職務。     

儒墨之間 子路之學索隱

儒墨兩家的學術淵源,一向在學術史上聚訟紛紜。本文從思維方式入手,在重新判釋墨學大義的基礎上,不僅剖析了墨學與子路一系儒學的精神聯繫,也對《論語·子路篇》的大旨作了蠡測。一般來説,子路的政事之學可以代表“舊法世傳之史”在春秋晚期的現實形態。對子路之儒這一學術史上早已失踪的學派重新勾稽索隱,無疑是超越漢宋儒學基本視野,以還原孔門經學知識體系與精神結構的必要前提。     

季羡林先生的學術發軔 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考察

本文依據留德學者季羡林(1911-2009,其中1935-1945年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回憶録、檔案資料,將他"聽課證明簿"中所記録的1935-1940年間在哥廷根大學十一個學期所選課程,與當時大學每一學期公布的《大學行政索引/課程目録》相比較,力圖還原季羡林在哥廷根學習時的東方學知識體系的構成。從知識遷移史的角度來看,留學生在異域大學中的學習、生活,包括與國外學者之間的交往,是他們知識生成的原點,也是形成他們知識譜系的重要一步。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重構,有助於系統考察20世紀上半葉東方學知識的遷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