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节水效应分析——基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视角

为从根本缓解水资源对工业发展的束缚,反思现有环境规制政策能否有效实现节水效应。基于脱钩测度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验证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以及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的关系,进一步引入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量处于从“震荡波动”到“持续脱钩”的状态,工业用水量随着环境规制的变化出现平稳或者减少的趋势。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量之间都呈倒U型曲线关系,用水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此外,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存在双向传导路径,相互促进对方对工业用水的作用效果。因此,政府需要强化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视,增强环境规制工具的节水效应,促进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规制俘获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规制俘获行为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规制俘获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于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企业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重污染行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较弱企业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相对更大;地区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位于规制俘获活跃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压力较小地区企业的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具有更大的负向调节效应。     

商业模式设计对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环境宽容性的调节效应

从设计思维理论出发,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探讨商业模式设计对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新颖型和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对正式与非正式知识治理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并提升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正式与非正式知识治理在商业模式设计与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关系中均具有中介效应;此外,环境宽容性在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与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关系中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在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与可持续导向创新绩效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07-2018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双重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呈“U”型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不一;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体现在高级化而非合理化上,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门槛模型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会由于科技创新水平高低变化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不同影响。     

知识型企业中地位与创新的关系研究——以风险承担、创新支持为机理

构建了风险承担意愿的视角下知识型员工的地位特征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346个有效知识型员工样本对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及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组织中的正式地位对员工创新绩效具有U型影响;组织中的非正式地位对员工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2)风险承担意愿对员工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风险承担意愿在两种个人地位特征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均存在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意愿在组织中的非正式地位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它在组织中的正式地位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随着正式地位增高而加强。(3)创新支持正向调节风险承担意愿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主管创新支持的调节效应高于组织创新支持。     

双重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技能溢价？

不同于现有文献仅关注环境规制对就业数量、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双重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将双重环境规制创新性地纳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通过构建Dixit?Stiglitz模型将双重环境规制纳入技能溢价的影响因素中，对双重环境规制通过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技能溢价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采用中国2004—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均存在门槛作用效应，当未考虑双重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具有单门槛特征，显著提升技能溢价，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现U形关系；当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通过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机制呈U形关系；我国现阶段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大于1，技能溢价受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大于技能劳动相对供给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

通过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问卷数据,本文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调控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经济效益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技术创新绩效的社会效益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愿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支持对调控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效应。     

政府质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提质增效与保护环境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选取我国30个省2000-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质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2.0实证研究得出：地方政府质量与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质量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与制订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     

交互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基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交互视角,实证分析了两种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无显著影响,但其平方项的估计参数值显著为正,非正式规制显著促进生态效率;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两种规制在对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中存在正向交互效应。     

合规性与战略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绿色形象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路径,同时也是企业在遵从环境规制的压力中塑造战略性优势的必然要求。传统研究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合规性,但忽略了合规性绿色创新与战略性绿色创新的和谐统一。据此,本文基于最优区分理论,以我国2013年~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绿色创新分为合规性绿色创新和战略性绿色创新两个维度,旨在探究绿色创新两个维度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影响机制研究。研究结果发现：① 合规性绿色创新和战略性绿色创新均对企业绿色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战略性绿色创新相比合规性绿色创新更能提升企业绿色形象;② 环境伦理文化正向调节合规性绿色创新/战略性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的关系;③ 政治关联正向调节合规性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显著调节战略性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之间的关系。本文拓展了绿色创新研究范畴,深化了绿色创新对绿色形象的作用机制研究,同时对引导中国企业积极落实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与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比较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以2010年—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型与非正式型两类,对比分析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从制造业全行业来看,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与内陆地区均显著为正;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负,在内陆地区显著为正。(2)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3)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能促进绿色创新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资源型企业因其高污染、高能耗特征而面临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压力,绿色创新则是资源型企业响应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从源头上助力企业节能减排,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良方。研究利用423家资源型企业调研数据,采用层级回归法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有积极影响,组织环境文化在二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绿色组织认同正向调节组织环境文化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利益相关者环保导向通过组织环境文化影响绿色创新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也为推进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视角。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价值研究

将环境问题置于战略层面的高度考虑在企业环境管理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当前关注绿色创新战略实施积极作用的权变性的文献十分有限。本文整合Hart(1995)的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以及Teece(1986)的互补性资产理论,实证检验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一步揭示绿色创新战略提升企业价值所需的内部关键能力与资源(创新能力和组织冗余)及其作用机制。运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收集江苏省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库绿色数据,实证研究表明:(1)现阶段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战略与价值呈显著负相关;(2)创新能力对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3)冗余资源中,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而沉淀性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不显著;(4)进一步的三项交互(Three-way Interaction)分析表明企业的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较充足时,能够增强创新能力对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该研究结论深化、拓展了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为企业践行绿色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绿色产品创新对组织绩效和组织竞争力的影响——管理者对环境关注的调节作用

研究建立概念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329份有效问卷,运用层次回归分析,研究绿色产品创新、组织绩效和组织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分析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在相互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产品创新对组织绩效和组织竞争力有积极作用,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在绿色产品创新与组织绩效、组织竞争力关系中分别起正向调节作用。     

知识基础、知识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对106家中国上市企业在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了知识距离和企业知识基础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网络密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拥有多样化知识基础的企业,嵌入到低知识距离联盟中更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而拥有专业化知识基础的企业,嵌入到高知识距离联盟中更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松散网络抑制了专业化知识基础和高知识距离的组合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但改善了专业化知识基础和低知识距离的组合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其调节效应在一段时间后可持续;紧密网络强化了专业化知识基础和高知识距离的组合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多样化知识基础和低知识距离的组合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其调节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本文有助于识别企业绿色创新的最优内外部知识配置和网络结构,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供理论参考。     

地区社会资本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

协同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但地区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协同创新的研究却不充分。本文以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地区社会资本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社会资本对企业协同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其协同创新的可能性越高、投入力度越大。同时，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在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问题较为严重的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法制环境较差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较弱、融资约束较为宽松等协同创新意愿较强的企业。     

IJVs非正式控制、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本文以控制理论、资源交换理论以及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研究了非正式控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探讨了知识转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组织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了174家IJVs的有效问卷。通过逐步层次回归法、验证性因素分析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等方法，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模型。研究表明，非正式控制对隐性知识转移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隐性知识转移在非正式控制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组织学习能力在非正式控制与隐性知识转移以及隐性知识转移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