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创新产出在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环境信息披露可通过创新产出来影响企业价值;管理层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的"U"型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监管力度较强的企业,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显著。这为企业引进人才、科学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加强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组织合法性对企业碳信息披露影响机制研究——来自CDP中国100的证据

本文首创性地探讨组织合法性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并考察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及政府监管的调节作用.基于CDP调查项目在中国的调查数据,以2008—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一百强为样本,采用逻辑回归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碳信息披露行为显著负相关,绿色过程创新在两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监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文建议,提高中国企业的碳披露水平,加强对组织合法性的管理,提升企业绿色过程创新能力.     

空间距离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非线性影响

从公共压力传导效力的视角,研究了消除地域因素影响的空间距离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非线性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企业管理层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受空间距离影响较大,且存在一个显著的临界点.在临界点以内,出于获得性印象管理的动机,空间距离与环境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当空间距离超过临界点后,出于保护性印象管理的动机,空间距离与环境信息披露呈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受到的外部压力增加时,企业管理层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机会主义行为所需的空间距离显著增加.     

政治关联、政府干预与碳信息披露水平——基于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以西部资源型企业为样本研究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干预程度越高,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低。     

煤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球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以煤炭企业为代表的能源行业所承担的环境信息责任日益受到各界广泛的重视。文章选择2016年—2020年的煤炭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煤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煤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与企业董事比例、政府宏观政策的力度,煤炭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企业规模大小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煤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设

在资本市场上，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证券监管机构监管上市公司的主要途径，信息披露制度是各国证券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是“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建设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设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建设，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执法体系，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第四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监管模式。     

公共压力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基于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共压力对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偏低,碳信息披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节能减排目标与碳排放数据等关键披露内容存在缺失;(2)政府压力中的行业属性和股东压力中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社会压力中的媒体关注度和媒体倾向性能够显著促进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3)控股股东性质与外资持股比例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银行贷款率和机构持股者持股比例对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进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政策追踪,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机及其驱动机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诠释,回顾了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历程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较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愿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差异大,环境信息应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水平低,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传导机制不健全。需要扩大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范围,加强企业环境信息能力建设,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增强环境信息的市场化应用,健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管理层行为有着密切关联,而股权结构又影响着管理层的行为决策。在当前管理层存在选择性披露行为的背景下,股权结构是否有助于遏制管理层的这种行为,进而提高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呢?本文以2007-2010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平均资产排名前20%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制衡股东和政府部门对管理层的监管能有效引导管理层积极披露环境信息;管理层持股也有利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注册制下股票发行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信息披露作为企业股票发行的重要环节,其披露质量高低决定注册制下投资者对股票的投资程度。在近些年注册制改革环境下,结合具体事例,文章分析了我国企业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的现状及由此导致的问题,对其中体现的问询函机制、披露模式化、监管不足等问题,结合监管权限转换,从企业自身、多方位监管、完善机制、投资者需求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建议,以期为我国正式向注册制转换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