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的诗学方向

《文心雕龙》在佛教影响下形成了以心的观念为基础的主观性的诗学。它以情的观念、性／性灵的观念、气的观念、趣的观念、味的观念、智术的观念改造了原来中国诗学，突出了主体性、心理化的特征，同时把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学的对象。而不是哲学本体论的对象。在原中国诗学的体制下完成了新变。     

《诚斋诗话》论略

《诚斋诗话》中诗学观念所涉的范围颇宽，其诗学内涵也是多方面的。根据诚斋审美情趣的发展轨迹和他主学古、倡变化、求创新、讲个性和重“遗味”等几方面的诗学精神，可以看出他既受到江西派诗学观念及实践的影响，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观念演进论

在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史上，有六个诗学核心观念，内在地规定着中国新诗的历史分期和审美品格。这六大诗学核心观念的提出、发展和消亡，自然地造成中国现代诗学的更迭嬗变，贯穿起来构成百年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发展的完整历史。     

论“上园派”的诗学观念

文章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理论语境出发,论述了“上因派”诗歌观念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诗学观念对实现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实现西方诗学的本土化转换的现实性意义。突出了上园派诗学观念的历史价值。     

民族与世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巨著，从其文本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字里行间所显露的一些零碎的诗学观念以及该小说所运用的一些诗学理论和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悲剧理论中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本文主要对这两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诗学观念作一些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共通之处，从而认清它们的世界性意义。     

中国诗话与印度梵语诗学

印度梵语诗学属于西方诗学体系，是印度佛教化的产物，随着佛教化传入中国，印度梵语诗学对中国人的学观念及其学理论批评特别是中国诗话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研究印度梵语诗学而卓然名家，当今之中国惟有季羡林，金克木，黄宝生等，而全面研究印度梵语诗学之深刻影响中国学理论批评，至今尚未见之，此将印度梵语诗学纳入比较诗学的研究领域，论述印度梵语诗学及其佛教化对中国诗话及其诗学批评的密切关系与深刻影响。     

试论《红楼梦》中的诗学思想

诗化小说《红楼梦》写了许多质量上乘的诗歌,作者通过代人物所作诗与写人物论诗,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诗学思想。从人物诗的个性化特征、人物论诗表达的诗学观念以及作者诗学观念形成渊源三方面进行论述,可以揭示出人物诗与人物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物论诗体现出作者的诗学观念,进而找到作者诗学观念的理论渊源。     

"变风变雅":陈衍诗学的认同取向

“变风变雅”是传统诗学术语．由汉儒提出后．作为一种诗学型态，表示的是社会时代变迁与诗人生存感受的绾合．反映的是在诗学精神修养中的经世思想，以及其中应有的对诗人主体“内质”的要求．在近代陈衍的诗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定和重视．并成为他的诗学观念的认同取向。     

比较诗学会走向"全球性诗学"吗--关于比较诗学终极价值的思考之一

针对目前流行的比较诗学意在构建“全球性诗学”的观念，文章提出了异议。认为找到共同规律，通过理论本身的推导，无法建立一种普遍接受的理论，“全球性诗学”及其相关提法本身亦存在着逻辑的、现实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势必影响比较诗学的研究进程和成果评价，因而有必要重新定位比较诗学的最终走向。     

论禅宗“顿渐”观对宋代诗学的影响

历代学者对诗与禅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宋代诗学受禅宗影响出现以禅入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以禅喻诗等观念。禅宗有“顿悟”、“渐悟”之分,宋代诗学相应出现“妙悟”、“熟参”观点;禅宗发展过程中出现“顿渐在机”观念,受其影响诗学中也有“活法”观念。禅宗“顿渐”观念对宋代诗学影响深远,本文对于宋代诗学中悟、参理论与禅宗的渊源进行探讨。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再论“V个VP”结构中“个”字的性质

句法分析中,“V个VP”结构常以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个”的性质上,而对“VP”的重视不够,即使在论述“个”时也是说法不一。从“具体与抽象”、“指称与陈述”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字的性质日益边缘化且在与“VP”搭配中存在“游移”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