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徐州”释辨

先秦时期”徐州”有多种涵义,不仅为古九州之一,而且指示具体地点还有齐薛县和东平舒.从对(史记)中“徐州”三种涵义的阐释,说明在先秦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州”所指地域也有所不同.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编纂体例上有一系列创新它首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形式;顺应时代潮流,取消了"世家"体裁;在继承改造<史记>诸志的基础上,新创立了地理、艺文、刑法、五行四志等新志;班固以自己的世界观审核了<史记>的各种材料,利用时作了很多增补、移动、删节、订正工作.这些创新在内容上突破了史书只载政治事件和为人物立传的局限性,使读者得以概见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状况.这些创新都被以后的史学家所继承,因此,<汉书>在编纂体例上的杰出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也说明古代史籍的编纂方法大致是在西汉时期奠定了基础的.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汉赋是大汉“一代之文学”,也是汉代文学一大宝藏。它对汉代散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史记》也有它的投影。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大赋的成就。《史记》与汉大赋都是西汉盛世社会思潮——“宣汉”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同时,均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艺术特征。一文一赋,两支奇葩。汉赋以显“物”为己任,《史记》则“以人物为中心”昭示了文学自觉意识的突进。     

《史记》乃“无韵之《离骚》”的文本阐释

从文本角度看，《史记》和《离骚》在基本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有着深层联系，诗性精神是《史记》的内在精神，发愤抒情、上下求索、悲剧自我和寓意寄托，是《史记》、《离骚》共有之特点。《史记》和《离骚》犹如姿容殊异而气脉相通的两座奇峰，“无韵之《离骚》”，洵为关于《史记》文学成就与诗性特质的最恰当、最确切、最中肯、最绝妙的历史定评和不刊之论。     

论《史记》对元杂剧的影响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著.作和传记文学著作,它影响了元杂剧的戏剧观念和审美取向,为元杂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来源,影响了元杂剧情节结构的设计,影响了元杂剧的人物塑造.元杂剧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显现出<史记>影响的痕迹.     

论《史记》对元杂剧的沾溉

《史记》不仅开我国纪传文学的先河，而且对我国叙事性文学元杂剧有深远影响。《史记》所表现的司马迁的正直精神，激励并鼓舞着元杂剧作者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敢于为民呐喊。元杂剧继承了司马迁的“爱奇”审美观，不仅描写了“倜傥非常”的英雄，而且描写了大量有奇特个性的平民形象，突破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具有壮观的悲剧美。在人物塑造上，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在戏剧情节的安排上，元杂剧无处不显现出《史记》影响的痕迹。     

《史记》“太史公曰”的文学特征刍议

目前学界的《史记》研究已蔚然成风,且学术成果丰硕,但其中关于"太史公曰"文学性的研究,则篇籍甚少。其实《史记》"太史公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文学特征),即抒情方式的多样化、丰富多彩的论断语言和富于杂文气息。     

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

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个单纯的边境征伐问题,而是反映了汉武帝的治国理想。司马迁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匈奴问题,并因李陵事件受到牵连而卷入了时代的漩涡。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的政策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撰写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张恨水对《史记》卓文君故事的再创作

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故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后世据此再创作的作品众多,其中,现代作家张恨水的小说《凤求凰》便是据此进行再创作的新篇之一。小说注重在特定的环境中突出卓文君的形象,简化了原传记中的辞赋文章,并对司马相如本传中原有的人和事作了相应的改易,精彩演绎了文君与相如的爱情故事。再创作后的《凤求凰》在文本建构、人物形象塑造、故事基调设置与故事结局安排等方面均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使得《史记》卓文君故事原有的小说因素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论明杂剧《易水寒》对《史记·刺客列传》的突出与淡化

晚明剧作家叶宪祖创作的杂剧《易水寒》改编自《史记·刺客列传》中脍炙人口的“荆轲刺秦”的故事,在基本保留原有的故事氛围和人物定位的基础上,叶氏依据戏剧本身的要求以及文人自身的表达需要对《史记·刺客列传》的叙事结构、创作特点和感情基调等方面进行改编,通过主线的突出与旁支的淡化、戏剧性的突出与纪实性的淡化、英雄主义的突出与悲剧色彩的淡化,形成了《易水寒》源于历史又有别于历史的独特风格,完成从历史到艺术嬗变。     

司马迁的思维逻辑与《史记》的符号空间

司马迁的思维特征是以模糊性为表征的矛盾型思维形态。目的在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实行策略性批判。以此建构起来的符号空间是一个隐型与显型、纵向与横向、圆型循环与线型对比等多种组合符号系形成的意指系统，其所指核心便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的哲学不是一种诠释性哲学，而是一种疑问性哲学。     

《史记》人物传记的符号学特征与阐释

人类文化以逻辑的符号和非逻辑的符号形成科学的和审美的两种文本。《史记》既不是单纯的科学文化文本，也不是单纯的审美文化文本，而是兼有科学和审美双重性质的文化文本。这种特殊文本的代码规则和符号功能既服从审美性原则又服从科学性原则，它的阐释也只能理解为在坚持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对封闭在文本中的信息所施行的有限创造。     

《史记》中的长者与其在汉初的地位

“长者”一词产生于战国时期,基本含义为：年长者、位尊者、有德者。它是从敬语逐步转变为道德评价词的。《史记》中“长者”一词使用颇为频繁,共有６２处,大都集中使用于汉初人物身上。长者对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官吏的选拔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魏六朝边塞诗对《史记》悲壮风格的再现

《史记》对汉魏六朝边塞诗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司马迁塑造的英雄及游侠形象,导引了汉魏六朝边塞诗中将士形象的刻画。司马迁大胆揭露、批判军事矛盾的行为,召唤着汉魏六朝诗歌对军旅矛盾的书写和反映。《史记》描绘的边塞图景和悲壮场面,影响了汉魏六朝边塞诗中的环境描写。取法《史记》的汉魏六朝边塞诗实现了对《史记》悲壮风格的继承。     

从《廉颇蔺相如列传》看《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性历来都受到世人的推崇.以其中一篇代表作<廉颇蔺相如列传>为剖析对象,按文学作品诸方面的特点作粗浅分析,旨在进一步地说明<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性.     

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看杨译《儒林外史》中指称意义的转换

本文运用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根据"功能相似,意义相符"的翻译标准,评析了《儒林外史》英译本中的指称意义的转换,从而证明了译者杨宪益夫妇深刻地领悟了原著,较成功地在译文中传递了指称意义及其信息功能。     

从《淮阴侯列传》等看《史记》的写史手法

作为一位杰出的吏学家,司马迁擅长以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历史人物.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主要运用了"微言大义"、"好奇"、"矛盾中隐藏事实"等手法来刻画韩信的形象,从而反映出自己的历史观点.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

《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联;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神话·历史·民间文学——从上古神话到敦煌变文《舜子变》看舜故事的嬗变

<舜子变>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为底本,在保持故事主体面貌的基础上,根据主题表达需要,展开合理想象和幻想,在情节和艺术手法上进行大胆的加工改造.如对情节进行扩展、增加、再创造,对不合理的结构加以调整使故事更加曲折生动;对人物语言、动作以及心理活动进行细致描绘,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