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帝王思维与经学思维模式--从汉代经学谈起

经学是帝王思维的直接产物，经学的勃起与战国后期的造圣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学与帝王思维直接联系到一起发生在汉武帝一朝，此后遂成制度。以经治国系出于统治的需要，其思想原则是把社会群体的思维划一到服从皇权的方面。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与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浅析汉代经学对神仙小说的影响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神仙方术泛滥的时代。汉代人一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肯定，一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中去邀游；一面学经、解经，沉浸于繁缛冗长的经学束缚中，一面又奇思异想，创作出扑朔迷离、上天入地的神仙作品。在汉代经学与汉代神仙小说的纠葛交错中，可以透视出汉代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

文学自觉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意见。文章认为,由于经学的强制的规范,汉赋不是自觉的文学,以汉赋为"一代文学"的汉代也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发展的错综复杂性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学术层面而言,儒学在魏晋仍然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因此儒家诗学也毫无疑问成为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元素。汉儒关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比兴讽谏的艺术特征、情志合一的生成理论、崇尚雅颂的审美蕲向都对魏晋诗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勃兴、佛教本土化的完成,逐步形成了魏晋儒玄释三家并峙的文化格局,从而使经学与诗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或经学衰微,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比较兴盛;或经学繁荣,而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又处于退隐状态。只有西晋初期经学与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同步性。     

儒家思想兴衰历程及原因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历经秦朝的打压、汉代的兴盛、宋代的分裂、明清的活跃、近代的扬弃以及现代的削弱与发展并存的过程。儒家思想兴盛的主要原因有政治因素、当时的思想文化形态、儒家思想自身发展和统治者的认同等几种因素。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儒家思想内部的变质、当时的文化危机和与主流统治思想相违背等等。     

魏晋经学探略

魏晋经学发展可人灵三个阶段：１．郑学与王学的争论;２．经学与魏晋玄学的结论．３．春秋学的发展,从其三个阶段发展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经学并非中衰,相反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