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述评

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发达，内容广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其阶级性决定了其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恩赐性质。     

民国社会救济行政体制的演变

本文认为在民国38年中，社会救济行政主要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两个阶段，初步形成了社会救济行政的系统化，专门化，初步建立起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中央一级专职救济体制，明确了救济工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行为，这一时期社会救济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中央、省（道）、县三级管理，但由于这一时期军阀纷争、内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及社会行政人才的短缺，建立起来的救济体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类型与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吏民救济、宗族救济、宗教救济等,其主要特征是:宗族、地方官吏与社会互助组织是民间救济的主体;宗教组织的社会救济带有浓重的神秘性与宗教性;民间救济以物质救济为主,精神救济为次.民间社会救济在整个社会救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当突出,是社会救济的主体,显示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而国家救济仅在灾荒特殊时期才显示出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与组织优势.     

试论孙中山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其演变

孙中山的社会救济思想是在革命活动的历程中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的，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的社会救济思想主要体现为注重官赈和义赈的结合、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救济的结合和超越国界的博爱观等等。这些思想的产生既与其家庭的出身环境和早年经历有关，也与他对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有关。孙中山的社会救济思想是其民主革命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丰富了中国社会救济支的内容，又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宋朝的贫宦与对贫宦的救济

所谓贫宦，即贫穷的官员（包括致仕）。在明社会各阶层中，贫宦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经济地位较低，生活困难。对他们的救济，是宋朝社会救济中的一个特殊层面。与一般对大众的社会救济不同，宋朝对贫宦的社会救济除了生活方面的救助之外，还包括对其家属的生活济助、归乡旅费等方面的资助。     

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

灾难降临不仅对人民的生存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同时也是对政府应急机制的一种考验。揆诸抗战时期，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国民政府在救济目标与原则、救济机构及救济政策上积极应对，力争将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抗战的有利因素，将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机制：教育权利救济

在法治原则下，救济与权利是相附随的，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教育权利的实现也需要救济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是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机制的框架是以宪法救济为根本，诉讼救济为主导，诉讼外救济为补充的整体。     

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与地方政府角色分析--以济南和青岛为例(1929～1937)

国民党时期，济南和青岛市政当局以现代社会救济理念相标榜，着力解决社会问题，增设或改组了原有的救济机构，加大了经费投入，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不过由于多种原因，当局在救济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一定的差异。     

民国时期河南救济自然灾害述评

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严重，河南灾民也得到了长期恢复性和短期急赈等各种的救济。这些救济是由包括政府和社会各界多种力量所进行的。但是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央和各级政府，其救济是极为薄弱的。河南自然灾害的救济力量主要来源于民间和社会。     

陕甘宁边区难民救济问题初探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难民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难民救济工作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难民救济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且成效显著。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我国的西部地区，给国民政府带来的巨大压力。国民政府如何看待难民的，对难民救济采取何种举动，其救济方式和效果如何，本文试对作一分析探讨。     

私力救济及其价值探讨

私力救济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具有公力救济所无法完全替代的价值。通过对私力救济价值的描述以及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可以发现，在实现法治的基础上发挥社会成员的自治性，在注重法律的公正性的同时兼顾效率原则，建立公力救济为主、私力救济为补充的多元救济机制，正是私力救济的价值所在。     

村民自治权利的司法救济及相关问题探讨

当前，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纠纷，针对村民自治的权利救济，大致有内部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三种救济途径，相比之下，司法救济具有更大的的现实可行性，但是，在涉及操作层面时，还有许多的相关问题需要探讨。     

论我国公民社会权及其救济模式

社会权概念提出至今,由于理论上的困扰及实际保障中的局限,一直影响着该项权利的真正实现。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公民社会权的救济模式——积极救济模式(社会保障制度及实践)和消极救济模式(宪法解释、社会立法、司法裁决)何以可为及何以可行的分析,从法学与社会学融合的视角提出,在我国,把积极救济模式与消极救济模式结合起来对公民社会权予以保障,不仅有益于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和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而且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社会权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

工业革命的进行及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得英国的失业与贫困问题非常严重,但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英国社会的基本共识是主张实行极为有限的救济。院内救济是这一时期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其实施并不顺利。院外救济虽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但其不仅存在且不断扩展。这一时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一直受到诸多批评,但其在改善救济管理、实施区别性救济方面的措施,济贫法制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降低济贫支出等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英两国古代社会救济的差异性

社会救济是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丧失劳动能力、遭受自然灾害以及低收入群体予以物质帮助或精神关怀,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而实施的各种措施。从文献记载可知,中英两国古代社会救济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两国古代社会救济的思想基础有多元化和单一性的差异。在救济主体方面,我国古代一直以政府为主导,而英国的救济主体则从教会逐步转换到政府。两国古代社会救济的救助方式各不相同,且对待接受救济者的态度也有差异。     

从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社会救济法》看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近代转型

中国的社会救济事业开始向近代转型的时间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针对国民政府1943年颁布的《社会救济法》,从6个方面进行个案分析,认为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事业,虽不可能彻底完成由传统向近我的转型,但开始稀疏地出现一些近代化特征的萌芽：社会救济范围更广泛。救济设施更丰富,救济程序更规范灵活,救济经费管理更制度化,救济方法更多种多样,救济机构职责更明确。较之传统的社会救济而言,民国的社会救济事业开始缓慢地向近代方向转型。     

人民权利的宪政救济——论积极救济与消极救济

人民权利救济是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合理的救济结构是宪政发展的重要条件。宪政视角下的救济不仅包含消极救济,还应该包含积极救济,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救济的途径呈多样化、合理化的特征,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民事权利救济的博弈分析

民事权利救济是法律社会的重要制度，其价值基础在于正义和效益，二者既冲突，又统一。博弈论认为，权利救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利益最大化、效率和均衡是“理性”的参与人战略组合中的基本要素。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我国权利救济制度应以效率和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论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的法律救济

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体现了社会正义和人权保障的理念。我国针对残疾人受教育权救济的法律体系和组织机构逐步健全,但仍存在司法救济缺乏法律依据、行政救济缺乏可操作性、其他救济方式发展不完善的问题。应加快相关立法进程,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法律救济的程序和机制,启动宪法救济制度,增强残疾人法律维权意识,以此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