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解读当代文学研究视阈下的浩然

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跨越了当代文学的17年、"文革"和新时期,历经不同文学样态的风云变幻。当代文学研究视阈下的浩然分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两部分,大体经历了政治批评、回归历史、主体审美和多元走向四个阶段,折射出整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历程。     

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

讨论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段时期的文学是否具有文学史价值?许多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否定十七年文学具有文学史价值,这种作法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十七年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对这段文学史的"重写",旨在颠覆的是以往政治视角下的文学史观,而非基本的文学史实。但对文学史观的置换,会牵连到文本的选取工作。选取哪些文本入史,其根据应该是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十七年文学史写作的正途,应该是从基本的文学史实出发,回归历史情境,屏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随意臆测历史的思维习惯。     

“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发展论的文学史观梳理与质疑

发展论是源自西方一般历史学的一个根本性文学史观念。建基于此,有两种文学史范式:历史主义的文学史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史。前者将文学史叙写为一个由低级而高级、由简单而复杂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后者将文学史演绎为一个关于文学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的历史逻辑。两者皆放逐了文学的审美本体及其个性与丰富性,使文学史变成了一种苍白的文学知识谱系。要重写中国文学史,就必须首先走出发展论的文学史观,在回返中国历史文化原点中找到新的文学史观。     

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教育——当下的沉思

文学批评的纷乱现状,显示出研究者在文学史教育和文学批评训练方面的单薄与脆弱之处.鉴于"重写文学史"不能一蹴而就,当下的文学课堂亟需回到最本色的文学教育,即倡导对具体作品的艺术技巧的具体分析.     

上海与“重写文学史”之发生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口号＂。本文试图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探讨＂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认为目前对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追认多集中于学科内部,而忽视了其作为历史文化思潮的属性,试图把＂发生史＂从学科化的线性时间叙事中＂剥离＂出来,重置于80年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其禀赋的左翼文化传统和消费文化传统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从而对＂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形塑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文学史教育的新转变：在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的互动中感受历史——以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

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元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之一,其特色在于将“文学史究竞是什么史”的思考与大学文学教育现状的改革相结合。全书以前所未有的篇幅突出了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地位,在文学史与文学原典、文学史与生命体验两个维度上给出了新的思考与启示。它以导读文本的形式,着重培养学生个人的文学感受力与鉴赏力,并由此加强学生个人人生体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契合。它已经超越了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通过还原历史现场、激发阅读体验的方法,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育教学提供具有“范式性”的思路,从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     

文学史写作的求“真”精神

在多元化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下,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仍需遵循一定的规范。文学史写作应遵循求＂真＂精神。所谓＂真＂的精神,即对文学历史抱以真诚而非凌虐、同情而非苛责的态度。＂真＂是文学史写作者保持文学史独立性的根本前提和最高原则。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怀旧”主题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脉动——以最近二十年的香港散文为例

最近二十年的香港本土学者和作家的散文,在"怀旧"主题下,潜藏着香港文学新一轮本土性脉动。论文通过香港文学史的追踪、日常都市景观的书写与记忆、边缘与中心的拆解等三个方面,展现不同世代的香港作家学者面对文学终结、经验匮乏、边缘化而产生的重写文学史的要求,以及对香港文学走向与内地"同质化"的警觉与焦虑。     

以大历史观叙述文学史实——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

论文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旨在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应该打破既有的叙述逻辑,在全球化、殖民化的大背景下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演变;通过引入"大历史观"增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纵深,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肌理;要有"后视"的历史自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实及其深刻影响,还原文学史的纵深维度。     

生态批评视域下文学经典的重读与重评

文学经典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最为震撼人心、最具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在生态批评视域下对文学经典进行重读与重评,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思维范式,并以其独特的策略促进对文学经典的重塑,对文学史的重写。     

从蓝棣之症候式分析看重写文学史中“人”的维度

在重写文学史中重新确立的新的文学规范,试图把过去作为政治依附品的文学解放出来,让文学成为具有其个性的独立个体。人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人在文学作品评价中的"主体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而蓝棣之的症候式批评方法,正是通过探析作者的深层精神世界,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是在强调主体性前提下以一种极具个性眼光进行的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实践。     

台港澳文学入史的思考

台港澳文学入史已成为现当代文学史撰写的新趋势,但在现有的著述中,台港澳文学的地位和特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彰显。"越界"和"整合"的思路,有助于台港澳文学真正楔入现当代文学的内在框架,更完整、客观地还原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生态。     

“当代文学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自80年代中期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便在逐渐繁荣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结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代表90年代当代文学史写作实绩的个案来看,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创新与实践、学术与个性,都因历史的沉积、容纳的限度以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