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代玉田韩氏家族契丹化的几个问题

玉田韩氏家族为辽朝继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之后的第三大家族,终辽之世,地位极为显赫。韩氏家族契丹化有两个特征：一是契丹化较早,自韩知古晚年起,就呈现出自然同化的趋势;二是契丹化更为彻底,包括血统、民族风俗、生活方式以及民族心理的认同。韩氏在契丹化的过程中,除了与契丹族通婚,还有起契丹名、接受契丹婚俗、崇尚武力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韩氏家族最终融入契丹上层社会,直至跻身于皇族之列。     

浅谈辽朝契丹族的舞蹈艺术

辽朝契丹族的舞蹈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瑰宝,它产生于契丹族的生产生活之中,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有着与其他民族舞蹈不同的特点。这种舞蹈艺术具有全民性、经常性、随意性。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有三大种类和多种形式。辽朝契丹族舞蹈艺术对今天北方各族文化生活起着重要影响。     

辽太祖阿保机“以家代国”的斗争

曾与北宋王朝对峙,分庭抗礼的大辽王朝,它的统治民族——契丹族,原是我国历史上蒙古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北魏时期,在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这时候,它大致处于氏族公社制解体的阶段,并与中原文化接触。由于这一时期中原长期的战祸和分裂,以及契丹毗邻强部衰微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他进入了中原地区,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上,产生了统一祖国北方地区、雄踞一方的民族英雄人物辽太祖阿保机。     

契丹人与渤海人关系探微

公元926年,契丹人一举攻破渤海国都,渤海国灭,从此渤海人成为契丹统治之下的臣民。渤海与契丹两族长期接壤,二者之间的接触一直伴随着两族的成长与发展。提及渤海人与契丹人的关系,学界的观点集中在两族之间的"世仇说"上。有关的研究者便以此为线索,致力于探索两族所谓"世仇"的缘起,寻找导致两族之间结下近百年仇怨的事件及发生时间。通过对十世纪之前渤海与契丹两族之间互动与交流的考察,系统地梳理了两个民族间的恩怨。认为阿保机灭渤海其根本并非仅仅因为"世仇"之说,而是契丹国家发展壮大、经略辽东、稳定后方,向南发展重要战略部署中的一项,并由此一窥渤海与契丹人的早期历史。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论元代契丹与蒙古的文化关系

契丹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特有的民族文化。元代契丹人充分利用其民族文化为元时期的历史贡献力量,对元统治民族蒙古的文化有着特殊影响;而作为蒙古统治下的契丹人,其文化发展必然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契丹与蒙古民族,通过在文字、语言、姓氏、习俗等方面的互相交流,繁荣了契-蒙民族问的固有文化,使得两民族得到共同发展。     

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

契丹巫教是契丹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契丹氏族、部落时代,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明特色,直至契丹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巫教在辽朝宗教信仰上仍保持着权威地位。随着契丹社会发展和辽统治区域扩大,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中原儒、佛、道三教在辽地广泛流传。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对巫教信仰逐渐淡薄,尊儒、祟佛、信道成为主流。这种扬弃落后,吸收先进,共同发展的历史现象,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     

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简

契丹在民族形成和部落发展时期,长期被高句丽所侵役,既仰仗高句丽的力量庇护,又时刻警惕为高句丽所兼并,在高句丽民族中亦不乏契丹人的融入。在契丹与高句丽相处的三百余年间,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摩擦,他们之间的战合关系反映了彼时东北亚局势的变化,也见证了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最终在强大的唐朝军事压力下,契丹成为征讨高句丽政权的马前卒。     

从辽墓壁画论契丹社会生活中的居住与出行文化

辽代契丹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内涵丰富的物质文化,其中的居住与出行文化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契丹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特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决定了特定的居住和出行形式,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在居住与出行中,更多地体现出毡帐为居、车马为行的特点,同时还融入中原地区汉族的居住与出行的文化特色,一方面反映了契丹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与中原汉族文化相融的状况,并且在辽墓壁画中直观地显现出来。     

关于我国首都的历史变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八) 十一、辽金西夏的首都

与宋朝并立的还有北方 3个少数民族的王朝 ,它们是契丹民族的辽 ,女真民族的金 ,党项民族的西夏。它们的首都的区位与宋王朝的首都区位有很多关联 ,现分述如下。辽的首都　辽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契丹人在唐时居于西辽河与大兴安岭东麓一带 ,以游牧与渔猎为生。大约于隋、唐之际 ,其各部由分散活动开始走向联合 ,并向辽河中下游发展。唐末时 ,耶律阿保机统领其部落联盟发展起来。这时 ,中原混乱 ,大批汉人避地契丹辖境 ,汉人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也随之大量传入契丹。公元 916年 ,耶律阿保机在汉族官员的辅佐下 ,仿中原王朝模式 ,称帝 (辽太祖 )…     

哈尼族“昂倮人”的传统服饰

人类生活于由符号构成的世界中,服饰则是这一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昂倮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其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尤其是仪式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传统服饰别具一格,展现了昂倮人的衣着风俗习惯和文化特色。     

珞巴族传统哲学影响下的服饰艺术探究

珞巴族所处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在色彩的运用上,珞巴人服饰喜黑、尚红,同时以丰富的色彩作为镶边点缀与装饰,体现其自然崇拜的审美意识和哲学理念。在服饰材料的选用上,喜用野生植物纤维与兽皮材料是其重要特征。佩饰设计源于灵物崇拜,服饰款式造型粗犷而神秘。服饰线条优美而含蓄。珞巴族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尽在其服饰中得到诠释。     

以瑟宾节的视角赏析鄂温克族服饰的变迁

鄂温克族服饰是华夏服饰艺术长廊中独具特色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与地区文化、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浑然一体。伴随着鄂温克人生活的改善,汉族、蒙古族与鄂温克族的聚居,鄂温克人在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和服饰文化方面都受到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工业化服饰制作行业的兴起,鄂温克族服饰文化的发展不断重复着交融与变革的矛盾和统一。特别是在瑟宾节的会场中,鄂温克族服饰特色的空间严重缺失。鄂温克族服饰民族意识的回归和鄂温克传统服饰文化的反观与重拾极为重要。     

云南苗瑶系民族服饰视觉符号研究

云南苗瑶系民族服饰内涵十分丰富,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从服饰文化入手,运用符号学理论,通过比较分析云南苗族和瑶族服饰视觉符号的形态和色彩共性特征,揭示了蕴藏在苗瑶系服饰中的民族历史、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等深层文化内涵。     

朝鲜族传统婚礼服饰及其变迁

从朝鲜半岛迁徙过来的朝鲜族,在迁入中国的一百多年中,其传统婚礼服饰经历了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新郎、新娘的婚礼服饰呈现出本民族的独自特点。受外来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影响,朝鲜族婚礼服饰兼具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     

贺州土瑶服饰人文精神及特色——艺术人类学视角

贺州土瑶族民间文化多姿多彩,其服饰具有的文化艺术特征,体现在宗教色彩、民族特色、人文精神和研究价值等方面。但是,近几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贺州土瑶族服饰受到地理环境改变、民族特色消失、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的影响,需要不断接受新文明的挑战,创新自己的民族特色服饰和文化。     

广西隆林偏苗服饰着装习俗研究

现代服装设计艺术的多元化发展,需要服装设计者从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文化中不断汲取营养。广西隆林苗族的分支——偏苗的服饰,因其款式多样、色彩鲜艳而倍受关注,其基本结构、穿着方式及配饰别具一格。深入研究其形态结构、穿着方式,对服装结构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那坡黑衣壮服饰文化的符号功能解读

相对独立的社会时空,使广西黑衣壮的服饰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它不仅塑造着黑衣壮服饰的文化精神,也规范着他们服饰的构成特征。他们崇尚黑色,从头到脚一身黑,而且服装款式、图案也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反映了黑衣壮的审美意识,让世人体会到古朴的文化基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对那坡黑衣壮服饰的解读,以期理解黑衣壮文化的本真世界,更为理性地保护传统的民族文化。     

苗族服饰文化研究综述

苗族服饰历来是学者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颇丰。通过对古今中外研究苗族服饰文化的学术文献进行梳理与钩沉,发现其研究多从服饰的主观性和整体性出发,对具体工艺缺乏深入性研究,并多集中于云贵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苗族服饰的现代应用研究对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回族服饰的文化象征性

回族作为以伊斯兰为民族文化根源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伊斯兰教的内化与对汉族文化涵化同时发生而联系又紧密的特点。回族服饰具有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二元一体的结构特点,在伊斯兰文化语境下又体现出宗教文化的象征性。伊斯兰教的内化和汉族文化涵化构成了回族服饰文化的核心和其演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