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托法》之缺陷及其原因

我国信托法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该文通过对现行《信托法》主要不足之处的分析，探究其原因，认为并非立法技巧的不成熟和立法经验的不足所致，而是在立法之初对该法价值取向的定位不准所造成的。     

我国信托立法的缺陷分析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我国现行的《信托法》在制度规范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比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信托立法规定,我们应从委托人权利义务、受托人义务及受益人权利几个方面加以分析,探讨我国信托立法存在的缺陷,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信托法》提供参考。     

正确理解《信托法》

信托关系是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关系，但我国在这方面立法长期空白。随着社会进步，个人财富增加，“信托”必会有市场，要运用好《信托法》必须正确理解和掌握《信托法》。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困境的实证分析

裁判文书数据显示,《信托法》不仅在被援引总量和单独被援引数量上少于《合同法》,且在被援引位置上也放在《合同法》后面,呈现出信义义务条款被《合同法》诚信条款取代、信义义务被视为合同义务、合同法免责条款用于规避信义责任等现象,导致信托纠纷司法路径“合同法化”倾向、信义义务被弱化的问题。究其原因,既有理论概念模糊、信托立法粗疏的因素,又有裁判思维惯性以及缺乏文化内生动力的影响。改变《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司法“弱势”处境,尚需落实信义义务的立法确认,完善信义责任和免责规则,对司法识别进行多维强化并将信义观念内化于心。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独特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既借鉴了国际立法的积极成果 ,又结合我国国情 ,在信托概念界定、委托人与受托人、受益人权利与义务等方面 ,作出了有别于其他国家信托法的独特性规定     

《慈善事业法》及相关法律的关系处理

《慈善事业法》与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发生关联。从法的形式看,与《慈善事业法》相关的立法有中央层级不同效力的法律规范和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从已有的具体内容看,有的可以且应当被《慈善事业法》所吸收,有的则需要废止或加以修改。《慈善事业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关系,涉及立法权限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关乎慈善事业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实施。慈善事业立法需要重点关注并妥善处理其与民事法律、《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行政许可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还需确立慈善服务等在立法中的合理定位。     

对融资融券债权担保制度的思考

融资融券交易中存在委托、借贷、担保三种基本法律关系,其中融资融券的担保关系是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但融资融券与现行《担保法》和《信托法》存在制度上的冲突,只有完善《担保法》与《信托法》,才能使融资融券具备上位法的支持,也才能做到制度之间的协调。     

浅探受托人委托代理人的权力

在我国《信托法》刚刚颁布实施之际,文章从比较法的角度,就受托人的亲自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及其例外展开研究,阐述了受托人将信托事务委托代理人的合理性和限制条件,并分析了在此情况下受托人与代理人的责任分配和对于其同受托人的特殊规则。最后结合我国的信托立法,分析了我国相关法条的特色和不足。     

日本终身教育立法的思想脉络和价值取向——基于《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分析

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颁布并实施了《终身学习振兴法》,期间经历了较为艰难曲折的立法过程.值得肯定的是,终身教育立法本身体现了一定的时代进步性,推进了整个亚洲地区终身教育立法的进程与实践发展.但由于日本政府对于终身教育的理解与诠释经历了 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即教育理念说、学习主体说、学习权利说以及社会参与说,这样的思想脉络一方面为促成日本终身教育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同时其中也蕴藏着各种价值冲突.由此,导致日本《终身学习振兴法》颁布后其立法的价值取向一直被日本终身学界所诟病.立法过程中,"市场化"和"民营化"的经济取向、"行政化"与"分权化"的政治取向、"理念性"与"民办性"的.理论取向以及"协调性"和"主体性"的社会取向等,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使得日本终身教育政策执行困难.对日本终身教育立法的思想脉络以及价值取向的分析考察可以为我国终身教育立法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和风险规避.     

论信托财产的法律性质——兼与江平教授商榷

信托财产处于信托关系的核心地位,没有独立可辨识的信托财产,便无信托。本文在对信托财产制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简略的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信托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评价和评判,最后对《信托法》的修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王阳明论立志与主一

立志是儒学修养的前提和功夫,也以此特质区别于知识性学术,尤受阳明重视,并与其身心一体、以心导之思想相一致。阳明认为立志于为学首先是定向与植根,所谓“植根”就是播种,它是心灵纯化的方向和起点,“致良知”之“致”即立志。立志犹如舟舵、马衔,收拾身心并构成为学动力和恒力;立志又是定心,志定心收气凝。而人生并不怕科举功名,就怕消磨转移理想意志、立志不真切。立志是个体道德生命即良知的最初释放,是道德意志的最初真正展示和逐步坚固化,志立而不移就是从“致良知”到“良知致”。立志贵在专注,专于天理而非朱子的“持敬”,个人在专心主一的过程中,涵养精神,调理气机,使理气通达,上达天道,“精一”既是矢的又是功夫。     

规范行政执法提升政府公信力——基于＂孙中界＂事件的思考

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已成为世界性命题.由于在政府行为中,行政执法环节与平民百姓接触最紧密、最普遍,也与群众切身利益的联系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行政执法与政府公信力有着紧密的联系.近期＂孙中界＂事件也让我们认识到规范行政执法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具有积极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古代中国舶来日本的《王维集》版本初探——兼论《三体诗幻云抄》中的《题崔处士林亭》一诗

日本室町时代五山禅僧月舟寿桂（号幻云）曾编辑《三体诗幻云抄》,其中收录了王维诗的注释,这使得我们得以看到15世纪到16世纪日本五山禅林流传的王维集版本的情况。笔者认为在当时日本广为流传的《王维集》版本之中,应有现在中日两国都没有见到的宋版《王维集》。这部版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王摩诘文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王右丞文集》有所不同。此外,元刻本《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是目前的海内孤本,《中华再造善本·集部·金元编》存其影印版本,因无＂帮手＂,无法确定其刊刻年代,但在《三体诗幻云抄》中明确记录了这部版本的刊刻时间、刊刻人信息。     

“币原外交”与“斯特莱斯曼外交”的比较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币原外交和德国的斯特莱斯曼外交是两国针对当时国际及国内形势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两者看似相同,实则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斯特莱斯曼外交旨在通过＂和平＂与＂和解＂的方式恢复德国的国际地位,而币原外交旨在通过＂协调＂和＂不干涉＂的方针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     

泰戈尔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初探

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在日本掀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泰戈尔首次访日前后,出版了很多泰戈尔的作品译本和研究专著,但这次人们关注的多为其思想而非作品本身。二战后,日本人在不安和绝望中重新找到泰戈尔,又恰逢1961年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为此日本各地都组织了泰戈尔纪念会,翻译出版了很多泰戈尔的作品,特别是诗歌。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高腾,引发了第三次泰戈尔热,日本学者更全面地翻译了泰戈尔的作品。     

试论日本“入常”之可能及中国应对之策

日本自1957年加入联合国以来,积极展开联合国外交,近来更是提出了入常的目标。本文就国家实力和对联合国机制所做贡献、国家道义（区域其他国家的认同）两个方面就日本入常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假设日本成功入常会对中国及其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主权国家和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身份探析中国在日本入常的立场及相应可行的对策。     

幼儿收藏行为的价值、特点及指导建议

4岁是幼儿开始有真正意义的收藏的年龄.幼儿的收藏行为与成人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幼儿的需要和兴趣的满足.幼儿的收藏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在成人正确的引导下,会使收藏行为成为一种促进幼儿发展的教育手段.     

成人心理理论的发展及其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运用眼神读心测验和信任量表对180名成年人(青年、中年、老年各60名)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心理理论在青年至中年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在中年至老年随年龄增长而下降;青年人心理理论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差异,中年人和老年人性别差异不显著;成人心理理论与人际信任显著正相关,人际信任是成人心理理论显著的预测变量。     

甲午战争与台湾问题

日本近代幕末"尊皇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设计师",而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有着"日本陆军鼻祖"之称的山县有朋,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通过内阁确立了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并将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作为其"利益线"。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次以政府间条约的形式,将中国的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缘起。可以说,是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是甲午战争开启了台湾问题的序幕。     

论抗战时期周恩来对三民主义认识的逻辑演进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由于抗日救亡思想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研究三民主义,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成果,其逻辑起点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三民主义的基本态度;其逻辑展开之一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基本态度的历史根据;其逻辑展开之二是逻辑与现实辩证统一：研究三民主义是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其逻辑归宿：实践层面是为抗日救亡服务,思想文化层面是体现与发展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兼容品格,并推动中国共产党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