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祭祀卜辞与谥法源流考

关于谥法的起源有各种说法,一般认为起于西周初。甲骨卜辞中的祭祖卜辞记录了商代先王的名号,经过对这些商王称号统计后可以发现:四期卜辞以前的商王尊号一般采用表示大小含义的冠首词加上天干来称呼,而五期卜辞对商王的尊称则遽然发生变化,绝大多数冠首词都是文、武、康等表示褒扬意义的称呼,与后世谥法制度成熟后定谥的方式极为相似,这说明商末卜辞中的商王庙号已经具有了后世谥号的特征。     

论商代上帝的主神地位及其有关问题

殷墟卜辞中所见帝或上帝是否至尊神,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殷人所崇拜的上帝是商人的至上神,是殷王形象在天国的反映;另一种认为上帝并非至上神。这两种看法中,前说较为可信,这是因为：一、殷墟卜辞中上帝与祖先神、自然神之间具有十分明确的上下关系;二、殷人的上帝与他们的祖先神之间也有明确的上下尊车关系;三、从商代甲金文“上下帝”来看,上帝或帝是指上天帝廷中具有“五臣正”的统帅,是当然的至上神。     

后人“发展了”前人

课本第14页“周朝实行井田制”应为“周朝发展了井田制”。因为,商代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了大量象征着井字形方块田的文字。商代的井田,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分配给近亲贵族,强迫奴隶集体耕种,说明了在商代农业生产中已采用了井田制。这种制度到西周时,随着宗法制的发展完备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后人“发展了”前人$陕西省商州市大荆中学@周永献     

商王河亶甲与盘庚为何都在安阳建都

“盘庚迁殷”已为海内外人士所了解。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洹北商城”,证明在“盘庚迁殷”之前,安阳已做过一次商都。学术界许多专家认为,洹北商城为商王河甲所建,即古籍中所说的“河甲居相”。商王河甲和盘庚之所以两次在安阳建都,是因为当时安阳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及自然生态诸方面条件十分优越。     

殷周_帝_天_观念考索

古人想象中的宇宙主宰,在殷代一般称为“帝”,周代以后则一般称为“天”.这个问题虽曾被一些古文字学家注意到了,但由于对此未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解释,加上传世文献对“帝”、“天”观念的长期混用,以致人们仍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就是在众多的思想史专著中,这种舛误也比比皆是.因此,有必要对“帝”“天”观念的源起和混同的历史,作进一步的考索.殷人的至上神是称帝不称天的.郭沫若同志早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就曾经指出:“《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这个结论是正确和可靠     

商人的嗜酒习俗

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会用谷物来酿酒。考古学家在渐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了陶、陶和陶杯等酒具可以证明这一点。到了商代,由于农业的发展,酿酒业已颇为发达。商人创造了灿烂的酒文化。一、商代的酒酒,见于甲骨文,作等形。（1）商人酿酒的主要原料是谷类作物黍和稷。黍,即大黄米。在商代各种农作物里,统治者对黍最为重视。从卜辞看,商王曾在亲自参加种黍收黍,并以所获之物祭祖祖先。卜辞中“受黍年”的记载有上百条,“受黍年”也就是祈求索有好的收成的意思。总的看来,商代统治阶级所享…     

关于甲骨的基础知识

一甲骨和甲骨学从夏代到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材料,研究这一段的历史,必须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成果。关于商代的史料应以甲骨卜辞为主。对甲骨卜辞的内容及其规律的研究属于甲骨学,这是一项新兴的史料性的辅助学科。甲骨是古代占卜的遗物。在商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疑难事情一定要求神问卜,烧灼龟甲或兽骨,看甲骨上的裂痕,借以“决定”吉凶。这种巫术在中国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文化),在商代异常盛行,到周代及其以后也还有遗留。甲骨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字的古代甲骨,主要是河南安阳地区出土的大量的殷代(盘庚迁殷后的     

有求必应

1.从明朝开始,一个皇帝基本上只有一个年号,为什么?2.从秦汉到清朝,称封建帝王为“某某帝”;从唐到清,称“某某宗”,为什么?梁金成编者简复:1.西汉武帝以前本来无年号。当权者利用权势推行王号纪年,规定以天子或诸侯即位之年为元年,然后按二年、三年往下推,一推到底,直到新王嗣     

《离骚》“高阳”·“彭咸”考

一、高阳考屈原在其自传性的长诗《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中,开宗明义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家谱,说明自己是高阳的后代。高阳是谁?自西汉司马迁以来,历代学者几乎无不认为高阳就是黄帝之孙颛顼。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云:“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也说:“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是为楚先。”司马迁之说同王逸一样,大抵都本于《帝系》:“黄帝产昌意,昌     

从否定词系统看商代语言和上古后期汉语的异同

商代甲骨卜辞和商代文献《尚书·盘庚》篇中用来表达否定概念的词有“不”、“弗”、“勿”、“毋”、“无”、“亡”、“罔”、“非”等,形成一套十分严密整齐的否定词系统。这个系统内的各个否定词各有特定的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各词各有专用,不相杂厕,现分别予以讨论。 1.不、弗关于“不”、“弗”的用法,丁声树先     

谈谈司马迁遭祸受刑的冤狱——兼与王俊清同志商榷

最近,王俊清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观其文章,想见人德》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王俊清同志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祸受刑,这是历史上一件冤狱.”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这是因为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是有其原因和理由的”.司马迁“与李陵俱官‘侍中’”,“对李陵之为人还是深有了解的”,李陵“‘事亲孝,与士     

帝的观念的演变与皇帝制度的产生

“帝”首见于商代甲骨文,“皇帝”始见于西周金文,与《诗》《书》,都是指天上的神;春秋时,“帝”逐渐演变为历史上的圣王贤臣;战国时大国称帝,“帝”又变为当今之世的君王;至秦王政则进而法定“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称号。这是一个彼此相联的历史发展过程。解放前,一些史学家曾提到这些问题,但或偏于考证,或语焉不详。如前所述“帝”在商代是至高无上的     

论西周三公的职掌范围

我们已经先后讨论了西周到底有没有三公?三公究竟指哪三公?以及三公的缘由诸问题,余下,我们再就三公的职掌范围,作一些探讨。 按照我们的意见,西周天子设有三公,应为太师、太傅和太保,初当本于殷商旧制,其主要目的,也就是为了辅佐天子秉政,《尚书》逸文说: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     

《史记》“本纪”正义

古今之人读纪传体史书均有一个误会,即天子方书本纪.试言其例:裴松之曰:“天子称本纪”;司马贞曰:“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刘知几曰:“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到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赵翼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与教育

一、中国行政区划的演变(一 )奴隶社会时期夏朝时 ,国家表现为囊括诸侯与方国的一种国家联盟 ,诸侯与方国中是一些城邦及其附属的村落组成的小国 ,是拥有相当大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商朝时 ,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称内服 ,即王畿所在地 ,诸侯统治区域叫外服。外服诸侯与商王是一种君臣关系 ,因此该地方行政是一种二元统治体制 ,其中势力强大的外服诸侯称“方伯”。西周时实行分封制度 ,是一种天子向诸侯、诸侯向卿大夫“授民授疆土”以建立邦国的政治制度 ,并有宗法制、礼乐制等相配套。地方基层行政区划则实行乡遂制 :在国都内及其近郊划分若干乡 …     

春秋时代非宗教化的礼乐文化观与道、墨二家反礼乐文化的思想

周公发动的宗教维新运动,将商代的子姓上帝改造为全民性的至尊神,又将古代的宗教礼乐扩展到人事,使之成为宗法政治的礼乐制度,纳天下于一统。这一政治化的礼乐制度以宗教信仰为其思想基础,诸侯受命于周天子,周天子受命于天,一切尊卑上下之等级皆出自天命。又由于西周统治者认识到“天命靡常”的道理,于是提出“敬德保民”以“祈天永命”的新思想,所以努力于人事。成、康之际,西周出现了所谓“颂声大作”的太干景象。然而,自懿王以后,西周大一统王朝的“太平盛世”便衰落下来了,尤其是厉王与幽王时期,天灾人祸并至,社会黑暗到了极点,民不聊     

论《非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之差异——三评“非王卜辞”说

(一) “非王卜辞”说,主要来自《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该论者在其文中提出了四条“特征”作为立论之依据: (一)问疑者不是商王。 (二)没有王卜,辞中也不提到王。 (三)没有商先王名号,而另有一套先祖名号。     

“甥”当作“女婿”解

高四册《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有“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一句,教参译为“我的同族的老前辈字涂山的,是左公的外甥”。查《辞海》“甥馆”条,先引《孟子·万章下》:“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接着写:“古代称妻父为外舅,称婿为甥。”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对“舜尚(“尚”,(?)伯峻注:同“上”。以匹夫而晋谒天子,古文云“上”。)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一句的翻译是:     

试论司马迁的崇高人格形成

就像屈原称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一样,司马迁将自己的家世一直追述到颛顼的重、黎时代,而且充满着自豪感。这样的家世,使司马迁自觉地继承了古代史官的诸多优良传统,也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官。所以司马迁虽非“簪缨世家”,却是出身于充满着文化氛围与知识传家的史家。     

略论殷商时代的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商代社会是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灭夏建立起来的。因此深入研究商代社会意识,具有特殊的意义。但目前专门研究商代社会意识的论著尚属少见,本文试图对商代社会意识加以初步探讨,错误之处,望方家指正。一一定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社会基础及一定社会结构和阶级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在殷商时代,商王是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在甲骨文中称“余一人”或“予一人”,商王可以任意发号施令对臣下处以酷刑或役为奴隶,并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为了维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