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贷款诈骗罪主体

我国刑法把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是立法的明显漏洞。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事实上，诈骗罪与其所派生的金融诈骗、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等犯罪是种属关系。它们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形，而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并列同属诈骗罪的特殊法条。因此。在刑法修改之前，对单位贷款诈骗行为应依法以贷款诈骗罪追究有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在量刑时要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论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

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是刑法完善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也是刑法法治理性实现的关键。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是在价值理性、对象理性和方法理性这三个不同维度之上产生的。其冲突的形式主要包括抽象式、立法式的刑法解释模式与刑法条文明确性的冲突,刑法解释活化立法具有滞后性与刑法立法预见有限性的冲突,修正刑法立法规定的刑法解释与刑法立法的冲突。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冲突消解的进路,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法益保护原则,适用刑法解释适用优先规则、刑法解释必须用尽规则以及刑法解释权限指示规则。     

浅议立法解释的法律效力问题

现在我国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程序,其他立法解释程序规定仍不完善,但这不足成为怀疑立法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法律效力的原因,更不可因此质疑立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法律解释本身的从属性及有限性仍可保证其法律效力的正当性.其实既然已经认识到了缺乏程序规定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应致力于立法解释的程序规定完善,以保证立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法律效力的正当性.     

对《刑法修正案(五)》中关于信用卡犯罪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五)》主要针对妨害信用卡管理行为和信用卡诈骗行为作出补充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利用信用卡实施犯罪的行为方式,使得法律更具可操作性。《刑法修正案(五)》的出台为打击目前严重的信用卡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立法解释也并非尽善尽美,并没有解决法律上存在的所有问题,应进一步完善。     

试论自救行为的刑事立法

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承认自救行为具有正当性,但对自救行为的正当性依据问题颇有争议。笔者认为"社会相当性说"结合了其他学说的优点,主张对自救行为的各个特征如目的、手段、法益侵害等综合判断,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自救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自救行为是排除犯罪的正当行为,司法机关也质疑自救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这就要求尽快对自救行为立法,赋予自救行为合法地位。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之正当性——基于法解释学与立法论的进路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正式施行,而伴随该司法解释的出台,舆论普遍对该解释第七条持反对态度,认为此举将导致"父母买房,儿媳没分"的不公平现象。事实上,《婚姻法解释(三)》所厘定的规则在法解释学和立法论上均具有其正当性。并且社会舆论实际上赋予了《婚姻法》及其解释过多的意涵与任务,这是与《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功能是不相符合的。     

偷换二维码的刑法定性

针对偷换二维码案件定性问题,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构成三角诈骗,但三角诈骗说的缺陷在于,其弱化了商家与顾客的互动关系中商家的作用,忽视了商家对顾客支付行为的影响力。商家由于行为人的置换行为陷入认识错误,而顾客并不具有重要的认识错误。在二维码案件中,行为人的置换行为导致商家作出错误的指示行为,商家的指示行为支配顾客的扫码支付行为。置换行为属于实行行为,指示行为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而扫码支付行为并不因二维码的置换而产生影响,因而并不具有规范意义。     

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关系

我国刑法典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刑事立法的现实与这一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差距,直接影响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必须在适用刑法典的过程中运用立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的方式补救,才能消除这种影响,最大限度地体现罪刑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揭示出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论争议在于独立成节是否合理与必要。通过对犯罪客体分类标准以及法条竞合适用的分析,金融诈骗罪的独立成节凸显了“特殊优于一般”还是“重法优于轻法”两种处理方式上的矛盾。然而,金融诈骗罪作为罪群式立法更能保护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亲融,应当受到更多的包容。     

论我国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刑法规制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在性质上存在明显不同,立法中将逃逸附属于交通肇事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根据相关解释,逃逸可以成为定罪要件,有违刑事立法关于逃逸认定为量刑情节的规定,亦难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且违背法的效力位阶基本原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极易混淆此罪与彼罪以及难以认定逃逸的空间要素等情形。另外,由于将逃逸附属于交通肇事,其定罪标准较高,量刑偏轻。应将逃逸这种故意行为从交通肇事这种过失行为中剥离出去,单独定罪,并完善相关要件的界定,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数字化环境下的著作权刑法保护

数字化环境下,网络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大,网络侵权犯罪问题日益复杂和尖锐,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难度加大。而我国有关侵犯著作权罪之规定却存在着过于概括,与TRIPS协议等国际准则不协调等不足,给司法适用造成困难。我们应当以TRIPS协议为参照系,扩大作品的范围,准确界定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方式,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完善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从刑法修正案看惩治犯罪的基本态度

不断颁布刑法修正案来惩治犯罪,固然能弥补刑法典缺陷,保持刑法整体框架的稳定和完整,但过于频繁则有损公民的法律信仰,使法律丧失应有的权威。和谐社会应当警惕对犯罪化的过于热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抓大放小,建构和谐的刑事法网。     

虐童行为的刑法思考

基于我国刑法不能评价虐童行为的现状,学者们呼吁"虐童"入刑,用刑法来保护低幼儿童的合法权益。但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虐童"行为,"虐童"行为的对象是什么呢?"虐童"行为的主体持怎样的心态呢?本文探讨了这些问题。     

论美国刑法中的堕胎罪

在美国,堕胎罪是一项颇受争议的罪名。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关堕胎罪的讨论更多地涉及政治上的因素。本文就堕胎罪在美国的产生与确立、有关堕胎罪的争议以及关于堕胎罪的典型判例等相关问题做初步的介绍与评述。     

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

本文从对结果加重犯构成要件的把握入手,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学界关于结果加重犯未遂形态的争论,在此基础上对结果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的观点作出辨析,认为基本犯罪未遂加重结果已发生和基本犯罪既遂而加重结果未发生两种类型都是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     

医疗事故罪犯罪对象研究

刑法第335条规定,医疗事故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就诊人”,因此,合理地认定“就诊人”的范围,是我们准确认定医疗事故犯罪的关键。从“就诊人”身份的含义、认定、成立与终止等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就诊人”是接受医务人员医疗服务的人,并以医务人员的主观认识作为“就诊人”的认定标准,原则上以医疗契约的成立作为“就诊人”身份成立的标志。     

盗窃罪的经济学分析

在法律经济学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利用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理,对盗窃犯罪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然后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对盗窃罪最佳制裁方案的设计,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通过求出阻止盗窃犯罪的有效解,就可以制定出最佳的制裁方法。     

“亲亲相隐”与当代刑法实践

“亲亲相隐”思想的产生首先是基于长期历史形成的人类自然亲情关系,其次也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观念的影响,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承认。从根本上说,它体现了一种对社会弱怜悯、关切的人道精神,并且也符合刑罚思想的谦抑原则,应当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上有所体现。     

打击虚假诉讼的刑罚手段不能缺位——对设立“诉讼欺诈罪”进行规制的探究

近年来,当事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各种手段提起民事诉讼已屡见不鲜,这种虚假、恶意的民事诉讼行为不仅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正常的审判秩序,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虚假诉讼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提出打击虚假诉讼刑罚手段不能缺位的观点,并通过与诈骗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相关罪名的比较,对设立“诉讼欺诈罪”的刑法规制进行探究。     

论侵占罪中侵占行为的前提要件

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一致认为,侵占罪中侵占行为成立的前提要件是合法持有。但这种观点人为地限定了侵占罪构成的范畴,有违刑法设立侵占罪之目的。事实上,在认定侵占行为的前提要件———持有时,只能对持有作事实上的理解,不能作性质上的判断,即不能够将行为人先前对财物的持有限定为合法持有,只能考虑持有事实本身对侵占罪认定的意义。所以,侵占罪中侵占行为成立的前提要件是持有而非合法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