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楚政权的精神文化消费

马楚政权的精神文化消费表现在大修佛寺、倡导士林学风、追求豪华的园林建筑上，这些消耗了马楚政权极其有限的物质，也为马楚政权的灭亡种下了祸根。     

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东北民族在中国北半部建立区域性政权（北朝，辽，金）和大一统政权（元，清）的时间长达七百五十年，占这段历史进程的二分之一。东北民族文化在与中原汉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多元互补历史格局增加了新的因子，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整合，更新和发展。     

靺鞨源流与“渤海文化”

靺鞨是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唐朝时期，曾在东北建立过自己的民族政权——渤海政权。从秦汉到隋唐时，该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展着。尤其在唐文化影响下，渤海人创造了更加灿烂的“渤海文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三个基本维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包含三个基本雏度：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能力、发展经济与文化的能力、民主与制度化建设的能力。三个难度的能力，既是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基本层次，又代表了执政党不同执政时期的中心任务。三个维度统一于维护人民利益，特别是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浅谈清初徽州大量书籍遭禁毁之原因

书籍禁毁，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化现象。它是统治阶级政治化管理政策的表现方式之一，是国家使用暴力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禁止某一书籍的刊印、流传、阅读，并销毁或抽毁已经刊印的违禁书籍，从而取缔危害政权稳定和统治秩序的思想化，以确保封建统治思想的权威性。     

试析南诏文化的兼容性

南诏是一个与唐中央王朝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政权。在南诏治滇的两百多年里，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南诏文化，这是南诏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结果。兼容性是南诏文化鲜明的特点之一。     

试论民国时期新乡绅阶层的形成及其影响

国民党政权在民国时所进行的乡村政权建设，导致中国农村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新乡绅阶层。这个阶层接受过新式教育，掌握着乡村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他们依附和服务于国民党政权，是广大乡村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是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基础。但又阻碍了国民党乡村改良政策的推行。     

浅谈高校工会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的协同开展。而作为高校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会，是在高校党委的领导下，高校与全校教职工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在此，工会在与学校行政紧密合作下，依靠广大工会会员，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取得的效果进行总结和梳理，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北宋初期“崇文抑武”政策略论

北宋政权的建立是在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军阀混战给了赵宋统治者建立政权的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权潜在的隐患。北宋政权的开拓者及其后继者大力推行文治,以文御国,借以达到消弭军阀混战,实现政权长治久安的效果,逐步形成了有宋一代以"崇文抑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为主要标志的祖宗之法。文章拟从北宋初期崇文抑武政策的形成背景及表现来考察北宋初期政权内省性人格的形成对官僚士大夫心态的影响。     

日本丰臣政权时期外交文书中所见"神国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兼论中国典籍对日本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

丰臣政权时期神国思想的发展是日本神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本文结合丰臣政权对外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的考察,通过分析丰臣政权的外交文书中所见神国思想在内容和作用上发生的变化,揭示这一时期的神国思想是丰臣政权根据对外政策的改变等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重新创造出来的产物;同时指出:在丰臣政权创新神国思想的过程中,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典籍与阅读大量中国典籍并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禅僧起了重要的作用。     

山西革命根据地庙会考查——兼论根据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庙会是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具有信仰、娱乐、商贸及交往等功能。随着山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政权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也不断增强。在这期间,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庙会也经历了自发存在到政府力促恢复再到不断被改造的过程。革命根据地政权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赋予庙会以新的功能。这一过程表明了根据地政权对传统文化既传承又不断创新。     

文化的变革——读《太和十五年》

北魏的政治文化变革经历了对汉文化的拒绝、对汉文化的认同、接受汉文化的改造和鲜卑民族文化的复兴四个阶段，变革的结果是北魏政权的灭亡。因此，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变革一定要根植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民族性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根本。     

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

十六国时期，在西周宗法制、先秦夷夏观、两汉名教思想和魏晋门阀制度的潜在影响下，汉民族正统意识不仅因藉民族矛盾的激化浸透南北汉民族人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北方各胡族人民的政治观念。十六国胡族政权出于维护统治的名份需要，从汉化传统中寻找理论依据，出现了奉有德政权为正统，视无道政权为僭伪；奉中原政权为正统，视周边政权为僭伪；奉大一统政权为正统，视偏安政权为僭伪等正统之争。但是，传统的汉民族正统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亦非口头上的正统之争和浅层汉化措施所能化解，故直至北魏统一北方后，随着孝帝等胡族统治推行深层汉化政策，北朝诸胡族政权才通过政治、经济、化习俗的彻底汉化实现民族融合，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成为与南朝诸汉族政权分庭抗礼的中原胡族王朝。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心理基础。为了避免社会振荡，新政权在解放初期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凡是没有明显反动行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新政权的文教、科技、新闻和政府部门所雇用，对于有影响的、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则给以闲职“养起来”。同时安排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造运动，在社会运动中接受教育。经历了抗战和内战双重打击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在经济上陷入贫困，而且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极端厌恶，面对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清明政治”和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大部分知识分子认同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对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却享受了革命果实，知识分子有一种“自责、愧疚、摘了桃子”的心态．他们希望积极配合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成为新政权信赖的建设性力量。少数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虽然存有“同情了解”的期待，但是他们采取了“观望与沉默”的态度，并不无条件地拥护新政权的政策和主张。总体而言，参与、配合知识分子改造，力图融入新政权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初期的基本心态。     

称雄于漠南的轲比能政权

轲比能政权是继檀石槐部落大联盟瓦解之后的又一个北方少数民族部落联盟。这个政权势力范围包括今内蒙古后套以东、呼和浩特平原、乌兰察布丘陵、锡林郭勒草原和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即原檀石槐联盟的东部和中部,领土囊括了整个漠南地区。轲比能政权的迅速崛起再一次用史实证明了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隐性文化中的传承;同时,也为漠南地区草原文化建构平添了几分色彩。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汉武帝提倡辞赋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考虑：奖掖赋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提拔赋家拓边固疆的需要；黜罚赋家——君主专制的需要；倡优蓄之——供奉宫廷的需要。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他周围，赋从此由汉初的藩国走向宫廷，赋家也从王侯的客卿变为御用文人。文士被武帝网罗后，开始了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此后文学与中央政权结合得更紧密了。     

列宁：群众文化水平状况和政权建设

列宁认为群众文化水平低下，才是导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没有采取人民群众直接的管理体制，而采取人民代表间接管理体制的原因，而间接管理体制，又给官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如果说私有制是当今腐败即官僚主义产生的“种子”的话，那么，间接管理体制则是让“种子”发芽、生根和成长的阳光。     

1926—1927年共产国际对建立中国革命政权指导思想的演变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进行了探讨和指导。在大革命高潮和大革命紧急时期的1926、1927年两年中，却出现了几番有关政权性质解释的反复，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的肯定，到过渡政权的认定，再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这种反复，既折射出当时背景之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     

魏晋隐逸文化与嵇康之死

魏晋之初的隐逸化并不发达，这跟其时奉虚伪“名教”为政治号召的统治阶级对隐逸行为的态度有直接关系。阮籍、嵇康的不同遭遇，可说正是其注脚。尤其是嵇康之死，向当时不满现实政权、有志于“隐逸”的士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仕隐的选择，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     

正确看待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

一、两宋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 1．民族政权并立。如北宋与辽、西夏的并立；南宋与金的并立。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处于落后状态，但辽、西夏、金这几个政权自身内部统一，经济、军事的综合国力并不弱。两宋政府都未能完成全国的大一统，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形成均势，于是造成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